王蒙披露自己小说曾引反官僚主义争论 毛泽东亲口支持

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韦君宜的办公室里。我当时在那儿搞创作，王蒙还在新疆，关系还没调回来，他是作为新疆代表回北京参加团中央恢复之后的第一个会。我印象中他头发特别黑，坐在一个破沙发里，怯生生的，很拘谨。我后来跟他开玩笑，说他就像一个刚来报到的新生，两手中指紧贴着裤缝那种。

当时三中全会还没开，还在讲“两个凡是”。北京文坛左和右的思想碰撞特别厉害，刘心武的《班主任》已经出了，伤痕文学也冒头了，大部分人还是“一看二慢三通过”。王蒙就在这种形势下调回了北京，住前三门，有了两间小屋，在9楼。

王蒙在回忆中写道：“回城的时候，有了一个23平米的栖身之所，劫后余生。”“已经大龄了，犹有一搏，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眼泪咽到肚子里，笑容出现在脸上。”

“我无法淡化自己的社会政治身份和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优势、资历与通达能干，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去新疆时他们太小，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

1980年，王蒙坐6角钱的闷罐子车从西安去三原看得了抑郁症的二儿子，“这是我平民生活的最后一点痕迹。”

此后，他创作欲喷涌，著书立说，被委以重任，出国访问，搬进高知楼，安上电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成了张贤亮所坦白的：（我们都是）三中全会之后的既得利益者。

韦君宜在小说《露沙的路》中借露沙的头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公家的，我们不能在公家之外，再打任何主意。

王蒙说，“年轻人尽情嘲笑他们的前辈内心恐惧，他们不知道，是前辈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青春，用两地分居、用生活艰窘为他们铺了路、垫了底，充当了盾牌。他们竟然这样小瞧极左的曾经肆虐，这样小瞧为反极左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能不令我伤感。”

我在同一天晚上看了《青春万岁》和《小时代》两部电影，看到历史跳跃的大抛物线。然而历史又是无法割裂的，没有当年的青春万岁、蹉跎岁月和伤痕们，哪来今天理直气壮的“小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何尝感同身受去理解上一代人？王蒙未必理解丁玲，王彬彬、韩寒不理解王蒙，那么，10年后又万岁了的青春呢？

冯骥才有点激动地说，未来必有一种文明会反省今天的无知、粗鄙、时尚化和商业化。他更担心的是，那种文明/文化反省的方式是否会比这一百年来业已展现的有些长进。

朱学勤说，代与代之间的这种沟壑，是一个悲剧现象。“五四”以来，每一代文化人对上一辈都是不认、嘲笑、划清界限的姿态，否定传统，否认积累，好像历史都是“从我开始”，结果历史仍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中国文人这一路多半都是弑父弑兄过来的。这也跟时代变动过于剧烈有关，戏还没唱完，布景已经全然换了一套。聪慧如王蒙，也看清了历史上的这种虎头蛇尾，原因在于，“着急啊”。

根子出在哪里？朱学勤说，还是没有学会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前提是正视历史、同情之理解。

王蒙说，什么叫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评价权感叹权……拱手让给他人。中国的戏台上有大锣大鼓、大喊大叫的文化，中国的人群里缺少认错、忏悔的文化，从上到下。

张汝伦例举了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的罪责》，朱学勤例举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涉及反省的深度，涉及“不是一个人的罪责，但个人是否有责任”。

书生们指望王蒙这辈人做些什么呢？在体制内抗争？试图抗争的品种都被消灭了，剩下的都是适者生存。牺牲？他们已经付出了青春。书生们自己又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