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披露自己小说曾引反官僚主义争论 毛泽东亲口支持

2013年7月，拍摄于北戴河（图/姜晓明）

1957年底受批判后所摄

原标题：通人王蒙

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以及，写作长达60年的作家

本刊记者李宗陶发自北戴河、北京、上海

穿着黑面布鞋的脚跺了一下地面：“你看，这一脚下去，没什么动静。但这个力和能量不会消失，它一定在哪里，转移，储存，积聚。也许过了10年、50年、上百年，它跟无数这样的力合在一起，酿成一次地震或者海啸。”

这是7月的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的一个独门小院。海风好像从隔壁吹过来，天是高亮之蓝，丁香树的枝桠倒伏在院里，匍匐着向前生长，憨憨地伸出一蓬蓬绿来。79岁的王蒙在说“无端”。

在汶川大地震现场，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革命里，在命运一次次丢给他的拐点里，甚至在人生低谷（1991年）一头溺进的义山诗里，他读出两个字：无端。

“大问题都是无端。就是千头万绪，说不清。李商隐的抒情里，有悼亡，有怀旧，有感遇、思乡、冤屈、牢骚、自恋、空虚……他什么情绪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不是一时一事一史而起，有一种深刻的弥漫性。汶川地震，专家告诉我，那是上万年地壳的各种运动，各种力量积存、作用的结果，是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结果。”在无端面前，王蒙说，他感受到庄严、恐怖和内心的震动。

这样的话题多少让他显得有点疲累。他已经到了，他的老友张贤亮告诉我的，垂垂老矣的年纪。他的写作、游泳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速度放缓、距离缩短。在这个安泰的、甚至有些甜蜜的夏日里回顾人生，寻找意义或别的什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现在一条绯闻比一篇正经作品影响大。面向历史发什么深邃思考，领导不愉快，群众也不买账，两面不讨好，我们这些老家伙没必要惹这个不愉快。”张贤亮说。他比王蒙小两岁，现在是西北一座大型影视城的董事长。他的企业每年向国家交税一千多万元。

赴北戴河前一天，王蒙在《锵锵三人行》中和查建英、窦文涛闲聊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我瞅着电影里头那些小小子小姑娘都挺俊的。”他慈祥地说，“《小时代》是郭敬明的《青春万岁》。”

及至见面，请教宽容爱护的出处。王蒙缓缓道：“浅是浅，可我们当年的青春也浅啊，只不过赶上大时代、大事件。当年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可能比现在的年轻人少些，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没什么困惑。而正是这种不困惑，制造了后来许多许多的悲剧。青春都不是吃素的。”

一种语法和活法

“所谓成长，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而另一些合理的科学的理念一步一步变为现实。”王蒙在他的自传里说。

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其中16年在新疆），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以及，写作长达60年的作家。

他有一些尊号或者注脚：大师（语出莫言）、贯通先生（语出贾平凹。行前得贾先生指点：他是贯通人，以此出发，大有写头。）、人精（语出许多人）……关于他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有过一些争议；关于他的绝顶聪明，毫无争议。

张贤亮讲起一件旧事。某年出访美国，一位希腊裔美国人教他英语，几天后，老师坦率地对他说：你比王蒙笨多了。此前，这位老师也教过王蒙。

1950年代王蒙在区团委工作时，就有人说，这孩子太聪明了。妻子崔瑞芳所在学校的校长，在终于放行崔瑞芳、允许分居两地者团聚时，说了一句：王蒙，厉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一见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蒙说，这8个字会让他落泪，“它是一种生命历程啊”。

因为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王蒙从小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在自传中，王蒙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喜欢哲学与咖啡、艺术与科学的晚年绰号王尔巴哈的书生。在全家断粮的情况下，他得了点钱，先买温湿度计（代表科学），或先给孩子们买巧克力和外国童话书（代表理想状态）。二姨兜头泼向父亲的那锅热绿豆汤以及父亲的应对，长久地刺痛着他。那些又怨又怜又痛的文字出版后，王蒙告诉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读出了他对父亲的感情。而据崔瑞芳回忆，年轻时的王蒙很少谈论他的家庭——2005-2006年书写自传的王蒙，将自己的心灵最大程度地打开了；但同时，他仍然必须“向还压在井底的部分真相默哀”。

“我不能对不起她（指妻子），我要让她快乐并因我自豪而不是相反。”而崔瑞芳，“至少有5件事可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她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丈夫；跟所有劝她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亲人划清界限；当丈夫在电话里告诉她决定去新疆，她立刻就同意了，而且，一直去到巴彦岱生产大队……那些年里，他们之间惟一的障碍似乎是“江青”——只要提起这个名字，会影响夫妻生活，用王蒙在自传中的表述：一夜无话。

张贤亮曾对王蒙的不沾绯闻愤愤不平：一个作家，怎么可以没有绯闻！转念一想：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你有什么办法？

1990年1月，王蒙发表了辞去部长之职后的第一篇小说《我又梦见了你》。写梦境、青春和爱情，写一个青年坐火车、坐汽车、放弃等车走着去看未婚妻的旅程，那是1954－1958年王蒙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的再现。

“你可以有大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仍然可以有小的快乐，跟爱人一起吃西瓜，买到便宜的处理货……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

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80岁。告别遗体时，王蒙忽然大吼一声：瑞芳！

王蒙惟一的文凭是初中毕业时拿到的。因为跳级，他没有小学文凭。他的聪明从人堆地气里来，首先表现为他的说话——

陆文夫曾对一众作家说：人家王蒙一个意思能用18个词儿，你行吗？河南作家乔典运有言：瞧人家王蒙说话，领导听着像是在为领导讲话，群众听着像替群众说话。

老作家们戏言：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5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说法：文人口才好，因为开会多。

周扬、胡乔木、丁玲、老舍、冯雪峰、贺敬之、冯牧、林默涵、艾青、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再后来，丛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张贤亮、冯骥才……新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从会场上、从王蒙身边，一一走过。

受丁玲批判的萧也牧，受周扬批判的丁玲，受毛泽东批判的周扬，受老舍批判的刘绍棠，由红卫兵抄家搜出美元始、以投湖自尽终的老舍，在图书馆上吊的徐宝伦……都是在他眼前留下过音容笑貌、命运残篇的人。他们曾对着他说话。

在历时54天、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23岁的王蒙听着老作家们激动的发言，“只觉一阵冰凉，又一阵遍体发麻发酥的温暖，如得了虐疾。”他还记得老舍的语言风格，那是老北京旗人的礼数：“丁玲同志，您的态度是错误的……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动的……”批判、检举、检讨，已经成了一种语法，和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