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自称要为“政治”写作：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

杭师大人文学院院长、《余华评传》作者洪治纲“你能说这个社会正常？”

本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时代周报：整体而言，你对余华新著《第七天》是什么样的评价。与余华过去的作品相比，《第七天》有什么特点？

洪治纲：《第七天》是一部非常有特点、有力度的作品，也是余华试图突破自我的一次积极尝试。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承续了余华一贯的写作风格，如悲剧与喜剧相交融的叙事方法，对底层平民生存及命运的深切体恤之情，对荒诞现实强烈嘲讽的姿态，以及异常简约的叙事格调。这些特点在余华以往的小说中都非常明显，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核心元素。

不同之处在于，《第七天》承续了余华《兄弟》下部的写作姿态，直接面对当下的现实。在余华以往的小说中，现实要么比较模糊，要么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很少与当下社会直接面对。《兄弟》下部直接叙述了当下现实，让李光头与物欲时代紧紧相拥，在一路狂欢中塑造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畸形怪胎，一个欲望洪流中的混世魔王。而《第七天》则不同。它在直接书写当下现实时，是以受难者和受辱者的形象，来展示这个时代的混乱、荒诞和吊诡。总而言之，它是以更加荒诞的笔法，在漫画式的语境中，来展示我们每天所见到的、近乎麻木的荒诞现实。

这里，隐含了余华对现实的判断和思考。如果我们读一读他的随笔《差距》、《忽悠》等，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余华以荒诞的方式来展示荒诞现实的真实用意—当基本的理性缺失之后，当基本的公正无法维持的时候，当弱者永远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已很难用逻辑来建构现实。

时代周报：一些读者诟病，《第七天》容纳了太多社会新闻版的荒诞桥段，有论者认为，《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也有论者认为，《第七天》“轻和薄”。

洪治纲：如果我们认真梳理一下这部小说，会发现它其实是由三个维度组成的。一是杨飞的个人成长史和命运史，包括他与养父、亲生父母的关系，他与李青的婚姻生活等，这个层面是写实的。二是“死无葬身之地”的阴间世界，那里是和谐而纯洁，充满了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是一种乌托邦的世界，当然也是荒诞的世界。三是杨飞在阴间寻找养父亡灵时，碰到的一个个亡灵所倾诉的生前故事，主要是死亡前的故事。这里，余华在叙事上做了两个前提的限定：首先是杨飞的目标是要寻找养父的亡灵，他虽然是一个倾听者，但他无暇去听每一个人完整的一生，也不可能像《活着》那样，可以让福贵进行漫长的叙述；其次是每个亡灵与他相遇时，杨飞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他们恢复死亡前的状态或死亡事件，而不是要打探他们各自的一生。在双重限制之下，余华只能对那些亡灵事件进行简约化的处理。当然，他也尽可能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了反复的补充式叙述，像伍超与鼠妹的爱情。

为什么余华要大量袭用那些新闻事件？我的看法是，这些事件在不同领域发生后，都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表明了现实本质的不可思议和荒谬。当这么多吊诡的事件集纳在一起，足以说明我们当下现实的荒谬，也说明我们当下的生存已经在理性的轨道上越行越远。强拆事件、卖肾事件、袭警事件、毒食品事件、弃婴事件……如果只有一两个事件，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一种偶然性，而当这么多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汇聚在一起，你能说这个社会正常吗？我想，余华真实的用意或许就在这里。

时代周报：《兄弟》在国内出版后，也曾遭遇过一些批评，而在国外却赢得了众多美誉。

洪治纲：无论是《兄弟》还是《第七天》，在中国读者中的争议是非常正常的。它可能隐含了两种审美惯性。一是对余华作品阅读的审美惯性。很多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建立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上的，这些小说里尽管也交织了不少喜剧性的、戏谑化的表现方式，但主体风格还是悲剧性的、写实的。而《第七天》写实与戏谑差不多各占一半，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对其中的写实性叙述，如父子关系、杨飞与李青的婚姻生活等，是会首肯的，所不能认同的，可能恰恰是那些荒诞性的、戏谑性的叙述。

二是中国读者更乐于接受悲剧性的叙事风格，对喜剧性的、戏谑性的叙事格调，认同程度并不是很高。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作品里缺少像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类的杰出作品，经典性的传统作品绝大多数是悲剧的。

我想，也许是这种审美趣味的差异，决定了中西读者的不同评价。

时代周报：作家如何关注和书写中国的现实，在当下似成为一个难题，特别是中国当下的现实充满着复杂性和多样性。

洪治纲：对于一些实力派作家来说，直接书写当下现实，确实是一个难题。像苏童的长篇只有《蛇为什么会飞》书写当下现实，莫言的长篇也只有《天堂蒜薹之歌》直接展示当下现实，结果似乎都不讨读者的喜欢。包括《第七天》，这三位作家在书写当下现实时，都努力采用了一种变形或荒诞的手法，试图摆脱写实叙述的某些局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审视现实。为什么他们不采用池莉等作家那种单纯的写实策略？我想，这恰恰体现了他们在写作上的某种自律性的要求，一种自我突破和超越的诉求。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有想法有追求的作家，不太喜爱过度依赖自己的艺术惯性来写作的作家。对每一个试图自我超越的作家，我经常问自己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如果他们按照一般的写实方式，老老实实地写一个悲情故事，又会怎样？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或反省一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