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自称要为“政治”写作：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

余华学会了赚钱

政治一直以来都是余华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他最知名的作品《活着》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残忍故事。

在《兄弟》出版后，余华曾不止一次地说，新浪的社会新闻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相信这种荒诞性给予了作家令人嫉妒的创作题材。

2012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余华遇见了新经典文化的老总陈明俊和编辑周丽华，透露自己已有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但感觉不甚满意，暂时不太想出版。但他说另一部作品的构思和雏形都已完成，题目就叫做“第七天”，他甚至对于作品的封面也有一定的想法。对于书的具体内容，周丽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自己也并不是太了解，只是知道作品本身有一定的政治性，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十分紧密。两人一致认为“余华”二字是质量的保证，于是，新经典几乎是在未有同行参与竞争的情况下顺利签下了《第七天》。

在《第七天》出版前，出版商为了吊足读者胃口，在腰封打上了“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字样。这种市场主导的宣传带来的另一种发酵是，读者在阅读完后发现与心理预期相距颇远。因此，这本新著遭到了多方面的指责。

“起初几页翻下来，差点真以为是中国版《百年孤独》，读下来才发现其实是新闻杂烩。这恐怕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有读者如是评价。

从《兄弟》开始，余华开始考虑为大众读者写作，在一些批评人士看来，余华懂得了中国市场的运行规则并学会了赚钱。

“余华试图兼顾国外读者和国内大众读者。从国内读者来讲，余华的小说无论被批还是被赞，本身的销售量是不容置疑的，征服市场这是王道，唯一受损的或许是评论界，仍然会像《兄弟》一样失分。”文学评论家夏烈分析，“从策略上来讲，余华可能追求的，是读者数量的最大化。此外，保住国外的好评如潮。再次，看淡国内评论界的贬多于褒。”

“《第七天》只是一个很好的idea”

与现实的无距离感带来的一个问题或许是，身处在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作家应该如何把握和书写当下现实？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是一个难题，“挑战现实，基本都是失败的”。

“社会的发展、人物的内心可能是复杂的，我觉得余华对现实的描述，过于简单了，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也有些单薄。很多作家，远离现实，被人诟病。所以，我也有一种疑问，文学是否要靠现实这么近？”陈晓明说。

夏烈则认为，《第七天》保留了部分余华当年先锋写作的味道，不足之处在于，他试图处理当下题材，但与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还有距离，小说本身的容量有限，只是一个很好的idea，“人物形象有些单薄，最后倒向了抒情，有一点泄了气的感觉。”

“文学并不是直接进入新闻热点把它记下来，它最大的目的是进入人物形象，很多素材的堆砌不能稀释或者处理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许有读者会疑问，文学没有提供独特的价值。我们失去了对当代题材的处理能力，这里有一个是能力原因，这批作家消化现实的能力不像19世纪的那批国外作家那么果敢。”夏烈说。

面对对余华的众多质疑，王侃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何谓江郎才尽？余华还需用新作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吗？鲁迅写《药》时，有人批评过他使用了斩杀秋瑾的社会新闻吗？奥威尔写《1984》时，有人苛求过他的文学性吗？我们怎能要求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要与现实拉开距离？”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在微博上不遗余力地挺余华，“在帕慕克、奈保尔、库切、村上的作品中，流动着一种幻想性元素。这几乎是除思想性外后现代的一种价值观。《第七天》的幻想性元素通过巧妙的结构来实现。七天貌似与圣经有关，实质暗合本土民俗的游魂头七概念。此结构是开放性的，引入杨飞的前妻、养父等故事，也引入其他鬼魂的故事，堪称精妙绝伦！”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除了个别作家外，以余华为代表的这代作家，目前都陷入了创作衰退，“整体上，这代作家不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不是很乐观，当然他们这代人还在坚持写作，也已经取得不错的成就，这本身值得肯定，但必须承认，现在的创作衰退了。”

“一方面，网络传播的迅速对整个文化创作者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特殊的是，作家反映现实，需要与具体的事例相关联，不能靠猎奇、靠讨巧来获得，需要构思、文学技巧和对整个时代的理解。文学的境界取决于作家理解社会的深度。现实批判的、非虚构的写作中，的确包含着作家的良知和勇气，以及他们的社会关怀，因此有很好的传播效果。但它也搅乱了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的界限，使得读者以为这就是文学。”张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