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自称要为“政治”写作：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

冒险寻找大众读者

作为一个优秀作家，余华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在同时代作家中，余华是写作字数最少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废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

某种程度而言，余华享受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光环，他在市场的号召力，已可比之于张艺谋、陈凯歌在中国电影圈的位置。

在《兄弟》出版后，他被读者和媒体折腾得够戗，读者如此爱他，问的问题甚至古怪，他们牵挂余华未来的写作计划。某种程度而言，这也给余华带来困扰，他需要突破，就像他的朋友说的，“他需要写一些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

在2010年的一次谈话中，余华将自己的写作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我找到了自由的写作。第二个阶段是写下了《活着》，让我突破了故步自封。《兄弟》是我的第三个阶段，我以前的作品……叙述是很谨慎的，到了《兄弟》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叙述是可以很开放的，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余华从优秀作家向伟大作家的一种尝试和试探，这既是出自于他这些年对历史、社会、中国问题的综合理解得出的结果，也有他自身策略的选择问题。”夏烈分析，“余华有很大的文学野心，要想成为伟大作家，必须直面当下现实，要对社会的伤疤发言，这点我想作家是明白的，他也试图去呈现这方面。”夏烈说。

“我理解余华是在做一种冒险，他应该清楚这个时代文学的出路和困难，他要找大众作为读者（而非小众）；此外，中国作家最弱的是批判现实。但，怎么写还是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的批判现实？”夏烈说。

为政治写作，探探底线

三年前，王侃与余华有一次深入的聊天，他们交流过乔治·奥威尔所发出的“你为何写作”的疑问。王侃当时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余华，“你究竟为何写作？”

余华回答：“早年我是为了世俗而写作；后来是为了美学而写作；现在的写作，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为‘政治’ 写作。”

“为政治写作不是排斥文学性、否定文学性、脱离文学性，而是从余华过去的为审美写作进化而来，我觉得余华现在的写作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三年前，余华说‘他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我想《第七天》这部作品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写出了这个国家的疼痛。有时候，你会觉得文学性并不是作品最重要的标准。很难说余华没有前瞻性，20年后的读者读到这部小说，也许会觉得这部小说有它的前瞻性。”王侃解释。

曾批评过《兄弟》的评论家谢有顺、李敬泽这次都保持了沉默，谢有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还没有看过《第七天》，无法评价”，李敬泽尽管已经读完这本小说，但他同样拒绝发表看法。

在2005年，李敬泽曾这样评价过余华和《兄弟》，“他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45岁时写的一部长篇的成败具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恰恰相反，这对读者是有效的祛魅，它使我们意识到余华并非无所不能，他一样会失败，而余华本人也可能由此从封闭着他的文学神话中走出来，重新出门远行，获得新的自由。”

而在更早的1991年，批评家赵毅衡便预言，余华“注定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长长的一页”。

是年，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发表引起评论界广泛的关注。一年后，人们又看到了《活着》，1995年他完成了《许三观卖血记》，这些作品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2013年6月，赵毅衡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尚未读过《第七天》，难以评价。不过他对于《兄弟》的感觉是“用力过猛”。“现在是权力崇拜、金钱崇拜的时代，如果作家不对现实发言，就会变得很沉寂，匆忙发言，似乎又容易忽视艺术性，这里有一种角色错位。”

“俄国作家有对现实发言的传统，同时不忘记艺术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作家做得还不够。从文学史上讲，中国文学不缺乏对现实的关怀，作为艺术始终给现实以好的注脚。但当代作家缺乏想象力，真正的好作家需要兼顾艺术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的平衡。”赵毅衡说。

“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必然是在虚构作品中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文学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存在。”张闳说。

有人士试图这样来理解《第七天》，“我知道余华同时在写其他的小说，这也许是他的试水之作，他是探探底线到底在哪里，看看让文学说话说到什么界限。”

在最新的一条微博中，余华自己这样写：“有人问我，为什么《第七天》里出现一个市长，而不是市委书记？我说原因很简单，当《第七天》成为古典小说时，读者们不知道市委书记是个什么官。”

特约记者马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