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郑克鲁共同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

“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

郑克鲁先生坦陈翻译《第二性》对他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原因是波伏瓦知识面非常广，原著涉及多个学科内容，有很多理论词汇，他用了两年才译完了全书。

《第二性》全书63万字，包含着广博的知识，涉及哲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医学、社会学、历史、文学批评等领域。谈到老的中译本的误译，郑克鲁先生举amoureuse一词为例：“旧版译为‘恋女’、‘情妇’，脱离原文看似无不妥，可是，原文的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恋爱的女人’，这可以是姑娘，也可以指中年妇女，而绝非指情妇，这个词并没有贬意。”

对郑克鲁先生来说，诸多学科领域的名词并不是最难译的，“专业名词都可以查词典，碰到自然科学的问题，我会借阅有关书籍查看。但困难还不在于此，而是在如何翻译波伏瓦从存在主义出发创造的一些词汇，这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了。波伏瓦运用了一套哲学术语，如内在性、超越性、他者、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概念，作为全书的思想核心，这些阐述存在主义观点的段落较为艰深。”

郑克鲁先生认为，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既有一定的技巧问题，也有翻译者个人的因素在内，同时还有时代不同而提出的不同翻译标准。而翻译理论著作同翻译诗歌和小说又有所区别，“翻译理论著作，第一要义是做到‘信’，即正确传达原文的意义，能避免意译就不用意译，因为意译容易失去原意，并不十分可取。”

“也不要像翻译诗歌和小说那样，为了文辞优美，动辄用成语，中文的成语一般与原文会有出入，多少歪曲作者的原意。只要做到流畅就可以了，当然，文字精练简洁也是需要的。至于长句的翻译，是检验译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避免译得佶屈聱牙，文理不通。我想能做到这些，译文就有保证了。”

“古典作品还有不少精华‘缺译’”

郑克鲁上世纪60年代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作家、文学翻译家李健吾先生。读书时他的主要爱好是读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作家作品。从上世纪70年代末始，他开始进行文学翻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翻译了不下10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第一篇译作是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他翻译的《茶花女》、《悲惨世界》等经典名著，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同时他也翻译了鲜有人问津的《蒂博一家》、《康素爱萝》等作品。他主编的“春风译丛”和“漓江译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影响巨大，在那百废待兴的岁月里，这两套译丛满足了众多读者的求知欲。

1981年到1983年留学法国期间，郑克鲁倾心于收集法语资料，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回国时，他带回的书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译诗成了他的爱好，许多法国现代诗歌，都是由郑克鲁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的。由于他在研究和介绍法国文学、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成就，1987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法国一级文化教育勋章。

在上海师范大学漫长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陆续完成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译丛》等著作，有史，有论，还有作品选读，构成了完整的法国文学研究体系。其中，《外国文学史》更被国家教委推广作为高校教材，每年有8万以上的新生要读此书。“我编写文学史，编纂教材，自己都要实打实地写上十几万字或几十万字。”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编的《外国文学史》被公认为同类作品中使用率最高、水平最高的教材之一。

郑克鲁对旧版《法国文学史》深感不满足，上世纪90年代末，他另起炉灶，自己编写《法国文学史》，从中世纪写到21世纪初，改变了文学史的一些写法，不仅纵论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艺术成就，还加强了艺术分析。

谈及翻译出版的现状，郑克鲁先生特别强调：“其实，古典作品中还有不少值得介绍的，这对文化积累来说非常重要。可是，由于这些作品在国内的名气不够响亮，出版社便不感兴趣，于是出现‘缺译’的现象。比如有不少已经算得上经典的社科著作却得不到介绍，又如19世纪优秀作家巴尔贝·多尔维利、维利埃·德·利斯尔·亚当等人的长篇小说。有时出版社的编辑只根据外方提供的新书来洽谈，分不清哪些书更加重要，故而出现了这种偏颇。出版社最好和国内专家多沟通，多征询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