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官司，我就是你的‘必胜客’”

对于赖长扬的说法，《国史镜鉴》的主编赵禄祥和副主编朱耀廷心存异议。

赵禄祥说:“说这些文章都不是李树喜的，这种说法我不赞成。”

他说，《用人篇》主编是李树喜，这是毫无疑问的，“多数文章是李树喜的，不足的部分充实了一下……李树喜的体例有些不合，文章的数量不够30万字，因此跟用人相近的文章充实了一些。”

朱耀廷证实，李树喜在写这些文章时，确实引的不是原文，而是自己翻译的文字，“有点像易中天那种风格，这种风格不是很受老百姓欢迎么？”

由于赵禄祥要求风格一致，对于交由社科院历史所人员修改的这一情况，朱耀廷认为:“修改了多少我不知道。但不论是推翻重新来的，还是修改的，也不能否认李树喜是该篇的主要作者。”

朱耀廷对“李树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能力”的话也不认同。“在那之前，李树喜就出了好几本中国人才史，包括《人才佳话》等，很多都是开创性的东西，他在人才史领域还是有学术地位的。”

随后，朱耀廷又向记者道出另一个惊人事实:“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历史文化读本”丛书中的另一本《执法如山》也涉嫌侵权。

他说，《执法如山》全部来自《国史镜鉴》中的《执法篇》，但该篇的主编和第一作者张连成(时为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年轻教员，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及另一名作者孙学雷的名字竟然在《执法如山》一书中没有出现，“他对我们这本书绝对是侵权”。

朱耀廷说，如果说李树喜还因为文章被修改过而存在一些所谓的争端的话，“我估计他找不出什么把柄来对我进行攻击，所以我对赖长扬讲，如果打官司，我们必胜无疑，我就是你的‘必胜客’”。

他回忆，今年3月，赖长扬委托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想拿《国史镜鉴》再出书，他认为这是好事，因为离赖长扬家很近，他就亲自到了赖长扬家，收到了《执法如山》一书。由于是《国史镜鉴·执法篇》的作者之一，他还补签了一个授权协议，并得到了2900元稿费，他给了张连成1000元。

同时，赖长扬还委托他把协议书带给李树喜。

李树喜在3月底接到朱耀廷的电话，“他说有个好事，有人出了一本书用了咱们一些资料，给我们稿费，让我签名，他说他已经签了授权书了”。

第二天，李树喜赶到了朱耀廷家，结果却看到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兹同意本人及其主编的作品收入“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历史读本”丛书和领导干部读史之《资政要鉴》中。现授权北京和景文化有限公司作为上述收入作品的著作权代理人，并根据出版之处理编辑事宜。”

“这我当然不能签”，李树喜说，你书都出了3个月了，且整本都是我的，结果却没我什么事了，主编和副主编变成了毫不相关的黄书元和赖长扬，这我能答应吗？

他还有一个担心，因为这个协议只注明“本人及其主编的作品”，没有注明究竟是哪本书，“我一共出了22本书，是不是签了后，一次都授权给你用了？”

因此，他不但没授权，反而在咨询律师后，直接将此书的主编黄书元告上了法庭，这才出现著名的“社长告社长”一幕。

在李树喜的启发下，朱耀廷也发现，《执法如山》这本书竟然没写张连成和孙学雷的名字。

“虽然我签了授权书，但我那个授权书要撤销，这是我的疏忽”，朱耀廷说，这本书应该有3个作者，“但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无法承担，而且所谓的授权是在(出了书)3个月之后，所以我那个要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