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镜鉴》溯源

事件扑朔迷离，孰是孰非？由于李树喜的揭发遭遇赖长扬的反举报，这起著作权纠纷进入第一个怪圈。而这个怪圈缘于1993年的一部著作《国史镜鉴·用人篇》。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国史镜鉴》的主编赵禄祥和第一副主编、实际组织庞大编撰队伍的北京联合大学(时称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教授朱耀廷，在他们的描述中，这本书出版始末得以浮现。

原来，时任秦皇岛市副市长的赵禄祥抱着用历史为各级党政军干部“治人治军治学治世”做参考的目的，想召集一批专家出书。于是，他通过《国史镜鉴》的编委之一张崇发找到了成吉思汗研究专家朱耀廷组织编写队伍。

“50多个作者都是我找的”，朱耀廷说，“出版社和责任编辑也是我找的。”他凭借自己的人脉，迅速组织起以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为主体的13位副主编、52位编委的庞大编撰队伍。

最终，这支庞大的“编写军团”共同完成了14篇、每篇30万字，分4卷、每卷厚比新华字典的《国史镜鉴》，并获得了1994年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类图书二等奖。

在这个编写团队中，李树喜和赖长扬都是编委，且李树喜是《国史镜鉴·用人篇》的主编，而赖长扬是《国史镜鉴·方略篇》的主编。

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比了《国史镜鉴·用人篇》与《察贤辨才》两书后发现，《察贤辨才》一书确实完全来源于《国史镜鉴·用人篇》，不论是分类还是每篇用人故事的标题，以及行文，都与《国史镜鉴·用人篇》完全相同。

而《国史镜鉴·用人篇》的主编也确实注明是李树喜，但“撰稿”却有4人，除李树喜外，还有王朝中、刘洪波及孙丽丽。

李树喜承认，《察贤辨才》确实脱胎于《国史镜鉴·用人篇》，但之所以要控告该书抄袭自《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是因为“《用人篇》不是我主编吗？不是另外还有3个作者吗？我有意把他们回避了。跟他们连在一起，没法打官司”。

他说，赖长扬说自己“所写稿件因质量不合格，并未采用”不符合事实，事情的原委是，他本是该篇的单独撰稿人，但由于他的记者身份(时任光明日报社记者——记者注)，认为要让领导干部爱读，就得写法灵活一些，于是他的行文非常通俗，即使是引用古文，他也将之翻译成现代文。

然而，按照主编赵禄祥的想法，这套书“还是得学术性强点，原始引文多点，你这个写得太灵活了点，跟其他篇的作者写得不一样”。而且，由于是通史，他对史料的准确也没有十足把握，在此情况下，他虽然仍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最终却“少数服从多数”，把具体的修改权交给了社科院历史所的参编人员。

但他对最后的署名方式非常不满意，认为即使修改了作品，也是在自己的原稿上修改的，为什么署了这么多作者？最终，在朱耀廷等人的协调下，他同意了这种署名方式。

赖长扬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坚称:“李树喜没写什么东西，李树喜写的什么样子，你可以去看看，《用人佳话》(原话如此，实为《人才佳话》，1981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树喜作品——记者注)，很普及的东西，他原来拿来的是什么样子，我也不愿意重复，我们基本上撇开他的稿子做的，我们写作的习惯是爱自己写。”

对于他是《方略篇》的主编，而非《用人篇》的主编和作者，怎会管到李树喜那部分的问题，赖长扬说，《用人篇》实际是他和其他一些人改写的，但最终却把署名权“让给了需要评职称的王朝中、刘洪波和孙丽丽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