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官司背后的浮世绘:出版社社长涉侵权
2009年07月22日 09:39 中国青年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国史镜鉴》溯源

事件扑朔迷离,孰是孰非?由于李树喜的揭发遭遇赖长扬的反举报,这起著作权纠纷进入第一个怪圈。而这个怪圈缘于1993年的一部著作《国史镜鉴·用人篇》。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国史镜鉴》的主编赵禄祥和第一副主编、实际组织庞大编撰队伍的北京联合大学(时称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教授朱耀廷,在他们的描述中,这本书出版始末得以浮现。

原来,时任秦皇岛市副市长的赵禄祥抱着用历史为各级党政军干部“治人治军治学治世”做参考的目的,想召集一批专家出书。于是,他通过《国史镜鉴》的编委之一张崇发找到了成吉思汗研究专家朱耀廷组织编写队伍。

“50多个作者都是我找的”,朱耀廷说,“出版社和责任编辑也是我找的。”他凭借自己的人脉,迅速组织起以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为主体的13位副主编、52位编委的庞大编撰队伍。

最终,这支庞大的“编写军团”共同完成了14篇、每篇30万字,分4卷、每卷厚比新华字典的《国史镜鉴》,并获得了1994年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类图书二等奖。

在这个编写团队中,李树喜和赖长扬都是编委,且李树喜是《国史镜鉴·用人篇》的主编,而赖长扬是《国史镜鉴·方略篇》的主编。

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比了《国史镜鉴·用人篇》与《察贤辨才》两书后发现,《察贤辨才》一书确实完全来源于《国史镜鉴·用人篇》,不论是分类还是每篇用人故事的标题,以及行文,都与《国史镜鉴·用人篇》完全相同。

而《国史镜鉴·用人篇》的主编也确实注明是李树喜,但“撰稿”却有4人,除李树喜外,还有王朝中、刘洪波及孙丽丽。

李树喜承认,《察贤辨才》确实脱胎于《国史镜鉴·用人篇》,但之所以要控告该书抄袭自《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是因为“《用人篇》不是我主编吗?不是另外还有3个作者吗?我有意把他们回避了。跟他们连在一起,没法打官司”。

他说,赖长扬说自己“所写稿件因质量不合格,并未采用”不符合事实,事情的原委是,他本是该篇的单独撰稿人,但由于他的记者身份(时任光明日报社记者——记者注),认为要让领导干部爱读,就得写法灵活一些,于是他的行文非常通俗,即使是引用古文,他也将之翻译成现代文。

然而,按照主编赵禄祥的想法,这套书“还是得学术性强点,原始引文多点,你这个写得太灵活了点,跟其他篇的作者写得不一样”。而且,由于是通史,他对史料的准确也没有十足把握,在此情况下,他虽然仍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最终却“少数服从多数”,把具体的修改权交给了社科院历史所的参编人员。

但他对最后的署名方式非常不满意,认为即使修改了作品,也是在自己的原稿上修改的,为什么署了这么多作者?最终,在朱耀廷等人的协调下,他同意了这种署名方式。

赖长扬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坚称:“李树喜没写什么东西,李树喜写的什么样子,你可以去看看,《用人佳话》(原话如此,实为《人才佳话》,1981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树喜作品——记者注),很普及的东西,他原来拿来的是什么样子,我也不愿意重复,我们基本上撇开他的稿子做的,我们写作的习惯是爱自己写。”

对于他是《方略篇》的主编,而非《用人篇》的主编和作者,怎会管到李树喜那部分的问题,赖长扬说,《用人篇》实际是他和其他一些人改写的,但最终却把署名权“让给了需要评职称的王朝中、刘洪波和孙丽丽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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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铁桥 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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