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禁书史：让作者“自愿”变成政权帮凶

审查对立面：大批秘密读者

作为一种制度，书报审查自然形成它的对立面，那就是大批的秘密读者，也就是潜在的敌人。这些读者中除了市民、工人、教徒、危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官员和一般公务人员，覆盖面很广。所以说，书报审查并非是统治集团在唱独角戏，它是一个社会工程，一场众人参与的洗礼仪式，甚至是一场战争。

由于书报审查制度的存在，读者发明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秘密阅读的技艺，从图书走私、行窃到地下印刷、复制与传播，五花八门，极具创意。自由领导读者。他们大多从个体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目标一致地致力于打破禁闭的世界。中国成语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确实如此。书中秘密读者的众多事例提醒我们，没有理由对人类进步的未来丧失信心。

从书中可以看到，每位秘密读者都是名符其实的“藏书家”。有一位编辑说，他把最著名的禁书《新阶级》装进塑料袋捆好后沉入化粪池，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藏书法并非他的首创，国安部清楚，每个“白痴”都是这么干的。他还提到女作家金斯堡写劳改营经历的《生命的轨迹》没有封面，也没有内封，而是被一层油布包着，据说该书由西德出版，然后空投到东德境内，所以才用防水油布做封面。图书走私商埃克特的书架有120本禁书，由于害怕国安部发现，把它们全都藏到了屋顶上。从西德带书到东德，人们常常把书藏到火车的厕所里，办法是用钥匙或简易螺丝刀把厕所的镶板墙揭掉，等过了边境再行取出。也有人过境时，关掉厕所水箱的进水口，用塑料膜把书包好藏进水箱，过境后再取出来，据说把书藏进厕所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即使被发现，也无从识别藏书者的身份。为方便计，许多人将报刊藏进背包里或贴身上口袋里，也有人藏进裤腿里或者自行车轮胎里，有一个胖妇人还把报纸直接绑在肚皮上。在东德遭到严重迫害的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做法别出心裁，把《圣经》和它的核心期刊《守望台》剪成纸条，塞进无核的烤李子或者去了仁的核桃里面，然后把这些李子、核桃放在包裹里寄给狱中的教徒。

另一方面，在西德，策划秘密阅读的组织者采用科技手段，比如用无线电广播为图书做宣传，利用西风和热气球、乃至用定位精准的火箭分发传单和宣传手册，“耶和华见证人”则利用微型电影胶片。

由于国家垄断了出版业，一些怀有异端思想的编辑只好根据“斜线战术”安排出版计划。“斜线战术”源于古希腊，即左翼的大举进攻，右翼的则往后撤。这是一种隐蔽的、平衡的战术，相当于所谓的“打擦边球”的比喻。如果放弃原版书的出版，改为复制图书，那么读者只好重新采用传统的办法。这些办法，在他们手中也被发展到了极致。书中说，从手抄、背诵到手工印制艺术家手制书，各式各样的办法犹如剧场保留节目一般，令人看了不由得发出惊叹。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哪个国家像东德一样，每个印刷所、每台复印设备都要受到缜密的监察。因此，非法和秘密出版业得以在波兰等地出现，并获得相当的完善和发展，东德却是姗姗来迟。对比之下，东德有人慨叹：“他们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们自愧弗如！”当然，这些称为“萨米亚特”的地下出版物勃兴的现象，与波兰众多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出现有关，是反对派地下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波兰反对派多样化的活动内容和富于想象力的实践毕竟为东德反对派从事政治和社会反抗运动树立了典范。从80年代中期以后，东德也出现了定期出版的萨米亚特刊物。东德的这类刊物比苏联晚了20年，比东欧各国晚了10年；与波兰相比数量也少了许多，但是，在政治诉求和文字内容等方面都体现了高度同一性。它们不但为苏联和东欧反对派独立政治运动的产生和铁幕落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89年以后东欧新民主秩序的建立中仍然迸发出特异的光彩。

秘密阅读到底有多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上世纪70年代，众多的秘密读者渐渐形成了若干圈子，开展了有组织的集体阅读活动。著名的有“阿多诺圈”，后来又有“潘科和平圈”等。加入圈子的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阅读各种禁书，特别是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定期讨论，唤醒了思想，培养了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热情。国安部调查圈内成员的理由，就是“教唆反国家”和“组建反国家团体”。

某个被禁的作家和作品，也可以形成一条“接受链”，把众多不同成分的秘密读者串连却来。比如小说家卡尔·麦，就有一个历时长久的庞大阅读群，称“卡尔·麦爱好者团体”。巴赫曼批判东德社会主义的论著《抉择》，在国家安全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各部委、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领导干部进修班里，都被不同程度地秘密传阅。出版社、报刊编辑部的编辑人员争相传阅，一家大学杂志《论坛》的编辑在阅读时害怕留下指纹，竟发明了戴手套阅读的方法。《抉择》在很多地方，都是研讨会和书友会交流的内容。

书中提出一个“反对派公众”的概念，说：“凡有图书审查的地方，由反对派和抵抗者形成的公众就是反对派公众，这是对国家或体系持批判态度的公开言论被阉割的反映。”东德的垄断官僚专制体制对反对派公众异常敏感，所以除了一般采用书报审查的手段之外，必要让安全部门介入，并对从事反体制论坛活动的人给予刑法制裁。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阻止行动者和接受者的圈子的形成，其内部交流加强了参与者的批判意识和共同体的凝聚力，极大地提高了反对派的颠覆性能力。

德国是一个阅读大国。在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公司和国际性书展。从书中可以看到，大量读者阅读、携带、收藏禁书是冒风险的，这种读书景观不妨说令人生妒。虽然，被官方缴获的图书中大多数属于低劣读物，包括黄色书刊，但是，仍然有极少数的政治性读物，被比喻为“能引发手榴弹般的反响”。重要的是，这些爆炸物为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拥有，完全有可能在他们未来的政治实践中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有一个叫“反对非人道战斗团”的组织的领导者蒂利希非常重视阅读，他强调指出：“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开始并结束于每一个人身上”，必须“通过图书和优秀杂志”来“摧毁寂寞、实现集体的无声教育，借助精神作用来撒播欧洲文化已被腐蚀的土壤”。他认为，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欧洲文化的承载者，只适用于“少数人群”，适用于一个社会内部某个民族的特殊核心，“为将来辐射到全社会，重要的是以这类少数人群为核心并对他们起到引导作用”。

曾积极投身“潘科和平圈”的物理学家施达德尔曼有一段话：“我们到底有多重要？这一问题无人能答。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时间至少对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很重要。混沌理论中称此为耗散结构。在热力学非平衡状态下，能量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进而推动不可逆转的变化：著名的蝴蝶效应— 蝴蝶扇动翅膀改变了气候。”

很快，气候就改变了。

[延伸阅读]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捷克)伊凡·克里玛等著，景凯旋编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5月版，26 .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