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禁书史：让作者“自愿”变成政权帮凶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著，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林贤治

在我国，有关禁书方面的书寥寥可数；其中，专一叙述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禁书者，《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恐怕还是第一部。

书的名目，来源于2007年在莱比锡召开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大会。所谓“民主德国”，早在十几年前即已成为历史，而德国人民仍然没有忘记把那段沉痛而屈辱的记忆发掘出来，讨论、研究、传播，做那些有着同样命运却善于健忘的国民认为是多余的事。在大会上，禁锢时代的见证者分别讲述当年如何打破审查和封锁进行秘密阅读的情况，书中的内容，即由大会发言稿整理汇编而来。这些保持缄默、被封存多年的话语，对于认识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极权体制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有评论认为，此书是一项对民主德国社会史的贡献。

二战以后，德国国土被划分为东西两块，即苏军占领区和盟军占领区，及后分别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习惯上，我们称作“东德”和“西德”。东德同其他一批中、东欧国家都是苏联的小矮人，走苏联的道路；西德倾向西方，实行的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确，这是两个对立的阵营；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起，一个“冷战”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毒草室”与“审读员”

东德审查体系的枢纽是隶属文化部的“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负责审批出版计划，并向最终授权的近百家出版社下发文件。出版社每出一种新书，事先都必须通过发行许可审查。这是一种经典的预审查模式，其实是一种预惩制，把异端思想给提前处理掉。此外，它监控着全国的销售系统，统领图书馆、相关的外贸机构，包括版权贸易，并严格组织安排书号发放工作。它还不定期地向海关提供官方咨询性服务，当然，海关和邮局一样，处理邮递及日常图书审查更多地要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就发布了1945-1953年的筛除书单。出版社的图书品种和内容受到严格限制，些被认为有反党思想倾向的作家无法出版作品，出版之后，也要受到政治迫害。书中有两个著名的例子：巴赫罗写出《抉择》，交由西德出版，然后通过救护车成功偷运到东德，后被作为间谍、叛徒、反革命而遭逮捕；哈费曼通过地下渠道发表文章，批评斯大林和乌布里希，以及“标准化的马列主义”，被两次开除出党，并被东德科学院开除。

除了出版社，在图书馆，书店都要求建立“自主的检查体系”。除了审查机构的监控与审查，还要求互相监督和自我审查。书中写道：“最有效的控制和培训监控技术，其真正目的是自我审查，把作者、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记者和科学工作者都自愿变做政权的‘精神帮凶’(布莱希特语)。”

对图书馆的审查，是指对图书发行传播的审查，目标针对各种信息传播载体，包括印刷商、出版人、销售商以及图书管理员，实质上读者被当成了监控对象。在图书馆的管理流程中，馆长决定一切。在分配完书目号之后，馆长要对“有问题”的图书进行预检，最终决定图书的可用度，对图书设置使用权限，并决定是否从书单和书库中剔除。图书馆设有封锁书库，即所谓“毒草室”。其间存放的书籍被归为法西斯主义、色情、非人道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等类，即属于危害国家的书籍。所有这些书籍不能外借，只有出示证明才允许进去查阅。大约有点类似我国60年代的“灰皮书”之类，印有“内部发行”、“内部参考”字样，以供应一定级别的干部和机关单位，但也同样需要持证购买。关于东德审查的严密程度，书中说是每本书的书名或标语、前言后记、索引目录以及作者或编者的名字构成了这本书的敏感词场，也就成了图书馆的调查对象，这种状态持续到1990年德国统一时为止。

书报审查制度豢养了一大批专门负责鉴定书刊的政治品质、凭身份随时制造权力又随意消费权力的隐身人，这就是“审读员”。国家利用他们窥探、监视、恫吓出版社，而鉴定费用又须由出版社负担。在书中，柏林新教出版社社长说他每年圣诞节前就会收到一份多达200本书目的长长的书单，每本都有评语和具体的鉴定费，然后，他就得按惯例统一签名付账。德国统一后，他曾在柏林某街区的国安部隐蔽处所内见到3000多份装订整齐的鉴定书，大为震惊。他了解到，这些审读员都是由国安部物色的，其中有神学家，也有来自多所大学的教授。他愤怒地说道：

我们认为最恶劣的审查官不是国家机关，而是这些所谓的审读员。和国家机关有商量的余地，他们也要在党中央面前汇报工作— 他们也害怕，比我们还要害怕。更令人气愤的是我们无法认识的那群人，为国家机关提供审查辩词的那群人，就是因为他们那些鉴定书，有时让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1961年以前，柏林的西德边境还是开放的，东德的读者可以不断地从西德一边携带需要的书刊。在西德，各报社也乐于向东德同胞提供报纸，甚至免费取阅。柏林墙修建以后，特别在70年代以后，旅游活动在封锁中变得频繁起来，此时，西德有关机构继续有计划地向东德教会、其他团体和个人输送报刊和宣传品。这样，在审查体系中，海关和邮局的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邮局对投寄书刊有严格的规定：除内容符合意识形态的标准之外，寄件人和收件人都必须是私人并且每次只能邮寄一册，否则被没收。据统计，60年代经没收的图书包裹每年达7万件，印刷物总计42万册，仅1960年一年，经检查的邮政包裹就有2100万件。从1963年起，各地区海关管理处专门成立了图书委员会；至80年代，海关当局进一步要求成立图书审查核心工作组。海关管理处在建柏林墙当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邮政检查涉及的检查工作及安保工作的口号，一律为‘不能放过敌人’。”

所有的审查机构都通向国家安全部。在东德，国安部是一个握有无限权力、令人生畏的机关。极权国家一方面是专制政治，另方面是神秘政治，而国安部则是完整地体现了国家的这种既残暴又阴鸷的两面性格。国安部的人员及功能深入渗透到出版社、书店、图书馆、各种书展、海关和邮局，以致后来接管了邮政审查。可以说，国安部无处不在，随时随处捕获那些胆敢制造、输送和阅读禁书的“敌人”。由于它无权实施处罚，便与其他有权处罚的部门、机构如警方、法院进行有效合作，以确保其工作的“合法性”。一个国家，竟至于依靠安全部门插手文化，可见集权政治的全能性；实质上，这种干预只是维持表面的稳定，它根本无法掩盖统治关系的内在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