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是怎么做大的

在世界文学史上，19世纪俄国文学被认为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在中国，所谓“俄苏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俄国文学情结”；而就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占据的地位而言，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更是独占鳌头。俄国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一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等；俄国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俄国文学的这种影响和这份殊荣究竟自何而来呢？换句话说，俄国文学是怎么做大的呢？

首先是因为，俄国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崛起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科院所做的题为《西方的俄国观》的讲座中曾提及：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后一直呈现为“哥萨克威胁”之敌对形象，直到19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国文学的崛起，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的面世，才使得整个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俄国文学从此成为俄国的文化名片，蕴含在俄国文学中的俄罗斯意识和俄罗斯思想也凭借俄国文学的翅膀翱翔于整个世界，获得广泛的理解、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文学居功至伟。

其次，俄国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重的文学。在俄国，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被奉为“生活教科书”，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所谓“审美的乌托邦”，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可以说，俄国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俄国文学始终是俄罗斯人最重要的思想载体和思想表达方式。在《往事与沉思》中，赫尔岑通过对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思想成为一种力量”的过程，而别林斯基则曾将赫尔岑的文字的价值归结于其中的“思想的力量”。俄国文学仰仗其强大的思想力量在俄国文化中谋得“中心”位置，它反过来又成为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意识的主要载体，俄国文学与俄罗斯思想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构成和特殊本质，也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表现形式或曰存在方式。

俄国文学这一身份和功能的获得，与俄国的社会体制不无关联。近代以来，俄国一直是一个相当专制的国家，从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从叶卡捷琳娜女皇到沙皇尼古拉，再到二十世纪的苏联体制，专制统治和君主意志的传统在这个国家源远流长。人民的不满和抱怨，甚至愤怒和抗议，在这个言论和出版不够自由的国度往往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来间接地表达，久而久之，作家们便逐渐扮演起社会良心、民族先知、民众导师、真理代言人等角色，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文学作品也逐渐被视为俄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及新思想产生的源泉和温床。

俄国横亘于欧亚大陆，所谓“欧亚”之合称是俄罗斯人标榜其独特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说西方人相对而言更为理性、更重分析而东方人更为感性、更重综合，那俄罗斯人似乎就介于理性和感性、分析和综合之间，文学性的思想或思想性的文学，或许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最佳体现。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表现和别尔嘉耶夫的理论描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二律背反”、“双重人格”或曰极端性，自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持续，却无疑有利于文学和艺术。俄国人大多生活在寒带森林中，地广人稀，被迫的独处或主动的隐居，对自然的静观和对相遇的渴求，都会同时促进静思和倾诉这两种能力的发达。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而言较多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温情柔和，较之于新教而言它则保持了更多的仪式性和传统性，而同时相对于其他两种基督教流派，它的最大特色或许就是由所谓“弥赛亚意识”带来的虔诚感和使命感，以及由“罗斯受洗”时便已表露出的宗教审美情感。可以说，对于俄国文学有着强大影响的东正教，自身也蕴含着教谕和审美、亦即思想和文学这两大因素。

由此可见，俄国文学具有如此强大的势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民族心理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或许，正是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许多未知因素的相互抱合和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俄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文学一家独大的奇特景观。

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