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我想告别自己 也想告别我们固化的文学模式

《解密》英国版

《解密》美国版

导读：3月18日，麦家的《解密》将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上市。今年年初以及去年年尾，《华尔街日报》、《卫报》、《独立报》、《泰晤士文学增刊》等几大西方权威报刊书评版都对麦家即将出版的《解密》给予报道。2月21日，《纽约时报》更是以3000字篇幅对麦家进行了题为“中国小说家笔下的隐秘世界”的深度报道。英国版《解密》的出版方企鹅经典书系的总监Alexi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麦家先生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作家的传统印象，我们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作家，他写作的题材和价值是世界性的。”

为了迎接一位中国作家的图书英文版上市，英美两国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给予了如此强烈的关注，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新鲜事儿。

3月18日，麦家的《解密》将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上市。为了迎接这本书的出版，今年年初以及去年年尾，《华尔街日报》、《卫报》、《独立报》、《泰晤士文学增刊》等几大西方权威报刊书评版都对麦家即将出版的《解密》给予报道。一本中国体制内的主流作家的图书，上市前就被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着实非常罕见。

2月21日，《纽约时报》以3000字篇幅对麦家进行了题为“中国小说家笔下的隐秘世界”的深度报道，该报道称是沸沸扬扬的斯诺登事件使麦家的谍战小说写作具有世界性和现实意义。英国版《解密》的出版方企鹅经典书系的总监Alexi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麦家先生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作家的传统印象，我们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作家，他写作的题材和价值是世界性的。”

有评论称，不论是麦家个人，还是其作品，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作家的形象：既是主流的，又是商业的；既是公益的，又是诗意的。近日，麦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在被冷落了十多年后，也许是博得了上帝的同情，给了我一块馅饼吃

北青报：听说《解密》在海外出版的过程也充满了和你作品一样的神秘气质？美英最大的两家出版社（此番为麦家操刀的是声名赫赫的美国FSG出版社和英国的企鹅出版社。FSG出版社以出版高质量的小说著称，其出版的文学作品里有22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大牌作者包括赫尔曼·黑塞、TS艾略特、索尔仁尼琴、聂鲁达、戈尔丁、略萨等等）是如何发现《解密》这本小说的？据说，从授权代理到出版经历了整整6年，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

麦家：我“走出去”的路其实比谁都漫长，跟我齐名的作家早在外面出书了。我今年五十整，才出第一本英文小说，讲来不是什么光彩事，但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确实有点传奇。

六年前，台湾的一个叫谭光磊的小伙子希望做我著作的海外代理人。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们很快签了协议。可转眼三年过去，却一本书都没卖出去，我们都感到很失望，甚至谈到解约。

与此同时，有个人悄悄出现了，她是英国人，中文名字叫米欧敏。她父亲是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教授，母亲是波斯语教授，两岁起便随父母在中东长大，等她回英国读大学时，已经会六国语言。她上的是牛津大学，选专业时她问父亲世上最难学的语言是什么，父亲说是中文，她说那我就学中文吧。这一学就是八年，最后取得古汉语博士学位。她研究的中文连我都看不懂，都是先秦的历史文本，重点是吴国和越国的历史和文化。她是个学者，出版了大量研究古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对文学翻译甚至有点瞧不起。博士毕业后，她应聘的第一份工作很特别，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用英语教授中文。虽然她学了多年中文，对古老的中国比一般的中国人还要了解，可她从未到过中国大陆。

上海世博会期间，她利用暑假去看了世博会。返程时，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她在机场买了我两本书——《解密》和《暗算》。她对中国当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之所以要买这两本书，是因为她的爷爷在二战时期曾经在英国布雷奇利庄园供职过。这是世上头号破译家阿兰·图灵工作过的地方。说白了，她爷爷也是个破译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她买了我这两本书。我很荣幸，她迷上了我这两本书。听我的代理说，她开始翻译我的书并没想到要出版，只是想给她爷爷看。她最先翻译的是我《暗算》里的第三章《陈二湖的影子》，陈二湖就是个破译家。

然后有一天，她遇到大学同学朱丽叶·拉弗尔，中文名字叫蓝诗玲。她是个著名的汉学家，曾翻译过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蓝诗玲曾在北大和我有一面之交，她知道同学翻译了我一篇小说，很好奇，想看。直到这时，我“走出去”的路才开了头。

蓝诗玲看后，觉得非常好，顺手转给企鹅的编辑。可以不夸张地说，企鹅编辑看后，有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迅速在网上搜寻我作品在海外出版的资讯。几乎是空白，只有几个小短篇被翻译过。以后的事情就可以想象了，他们通过关系找到我的代理，一边跟我签出版合同，一边跟我翻译签翻译合同。

就是这样，过程不简单吧，甚至有点传奇是不？回头想来，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和特殊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其实根本没有选择权。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普遍现状。因为华语文学在海外影响太小，所有所谓的“成功动作”都不过是运气的眷顾而已。我在被冷落了十多年后，也许是博得了上帝的同情，给了我一块馅饼吃。

西方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书本身，他们接受了我对小说的探索和付出

北青报：其实中国作家作品海外出版不是件稀奇事儿，最近余华的新书也在美国上市，但是少见的是这么多主流媒体都这么关注，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自己觉得《解密》这本小说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海外的出版商？

麦家：余华确实在海外有影响，莫言就更不要说了。但是总的说，这样的作家屈指可数，少得可怜，与我们繁荣得甚至泛滥的当代文学完全不匹配，与外国文学在我国的影响也不成比例。我记得蓝诗玲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了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的尴尬和窘迫，“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八本中国小说”、“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缺乏市场，大多数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机构赞助下出版的，并没有真正进入书店”、“多数西方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还停滞于封闭乡村、政治迫害或扭曲的性爱等褊狭之隅”。

我认为短时间内谁也不能改变这种现状，我更不可能。我在中国只是个“毁誉参半”的作家，我的《暗算》得茅奖被不少人诟病，他们认为我只会讲故事，离文学远着呢。我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但什么是文学确实值得我们探讨。坦率说我在写《解密》和《暗算》前，写过大量被人认为是文学的作品，农村、土地、鸡鸣、狗盗、华丽的辞藻、沉重的主题、学者的反思等等，写了七八年，越写越觉得没劲，因为没有读者。

1991年我开始写《解密》，讲一个破译家的故事，题材、写法都是新的。我想告别自己，也想告别我们固化的文学模式，但这又谈何容易。这本书我写了十一年，彻底推翻重写有三遍，局部修修改改至少在二十遍之上。其间我曾无数次地痛斥自己，那么愚笨，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致全部青春都可能为它废掉。但当我终于写完后，我拥抱了自己，我相信我写出了一部非凡的小说，至少在中国是唯一的，没有敌人，也没有亲人。也许我过于自负了，我觉得这次西方媒体之所以这么关注我这本书，就因为书本身，他们接受了我对小说的探索和付出。

北青报：有人认为，至少有人猜测，作协或者其他官方机构投入巨资在推动你走出去？

麦家：我的书“出去”迄今没有拿过一分补贴，也没有谁给我“牵线搭桥”。

莫言得诺奖，相当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引爆了一个原子弹

北青报：你对这次《解密》的译本满意吗？我知道很多作家之所以没有在海外出版就是因为没有好的译本，传奇故事是可翻译的，语言艺术的传递则相对较难？

麦家：难不难就看翻译的水平。她开始翻译我的作品只是自娱自乐，没有利益诉求，照样不亦乐乎。到现在为止我接触的几位看过《解密》英文版的外国记者，都对翻译高度肯定。《纽约时报》的记者Didi女士见我时手上拿着企鹅版的《解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书像一贴兴奋剂，让我一夜没睡。我说：看来翻译得不错。她说：非常好，有一种古典的美，看了一遍还想看第二遍。我说看来我运气不错，遇到了个好翻译。她说：是的，这翻译水平很高，我要祝贺你。

说来你不信，我至今没见过我翻译。我们只是从半年前才通过几封邮件，当时样书都出版了。她可能是太精通中文了，也可能是太自负，从来没有因为翻译问题跟我作过任何探讨。

北青报：在中国你的小说总是被贴上“谍战”的标签，在西方宣传也是有这样的策略吗？你希望西方的读者从你的书中读到什么？

麦家：其实西方出版社跟作家是不交往的，他们只跟代理人来往。我到现在为止只跟出版社打过一次交道，他们给我寄来一堆明信片，要我签名，这个代理是代不了的。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宣传上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不少精力，比如频繁安排海外记者来采访我，采访的有些问题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的，比如把我的书跟斯诺登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很高明，也很贴切。毋庸置疑，斯诺登和我的主人公干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在通过技术手段为国家安全窃取他国或他人隐私，不同的是斯诺登“叛变”了，我的主人公忠心耿耿，至死不渝。他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北青报：你觉得这些年来中国作家走出去比以前是不是要容易些了？如果是，跟什么因素有关，跟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关吗？

麦家：莫言得诺奖，相当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引爆了一个原子弹，对中国作家走出去肯定有直接间接的好处。但最有威力的“原子弹”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个“原子弹”已经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不仅仅是文学或者文化圈，而是每一个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不用急，只要我们经济上保持不变的发展趋势，其他方面又有所改变，今天我们是怎么迷恋他们的，明天他们就会怎么迷恋我们。

我的作品更像一把匕首，诺奖更喜欢“锄头”：不怕笨重、难看，只要能刨地、挖掘

北青报：以前采访谈到走出去这个话题，有人觉得天天谈走出去其实是一种文学自卑的心态。你觉得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是不是有一个仰视的过程？

麦家：这我深有体会。我在文学界一直“毁誉参半”，一个重要把柄就是因为我的书没有走出国门。说到底，中国还是不够强大，哪个行业都爱贴外国商标，文学圈也是这样，被翻译到欧美国家成了一个作家高度的隐形标杆。

北青报：几天前，你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为什么？你是觉得诺奖比较排斥商业吗？你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家？

麦家：那么，如果我说“我可能得诺奖”，难道你们会就此认定我的作品具有文学性？我真要这么说了，你们一定会捏着鼻子笑，我可不想被你们“那样地笑”。不过话说回来，我的作品更像一把匕首，我理解诺奖更喜欢“锄头”：不怕笨重、难看，只要能刨地、挖掘。

北青报：在国内总是有人给你贴上类型的标签，其实你已经反对过很多次，但是总有人这么干。其实，你的特点不在于类型化，而是成功跨越了商业和文学的鸿沟，在这一点上，有什么写作诀窍吗？

麦家：我相信，读者的趣味和这个时代一样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必须要去发明新的小说，不断发明。我认为我只发明了一种小说，我想继续发明，但已经“江郎才尽”，难以为继，希望只能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所以，我在建一个“理想谷”，是专门扶助无名的年轻作者做文学梦的一个公益平台，只要喜欢文学，来吧，这里有近万册的文史书籍，有柔软的沙发，有茶水咖啡，还有两间客房，一切都是免费的。去年我已经启动了一个，在我的家乡富阳。今年在杭州还要复制一个，预计4月可以正式开业。

北青报：去年你当选为浙江省作协主席，履职大半年来，有什么感悟？

麦家：我更喜欢也更合适当一个作家，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找到一个称职的同仁来接替我。浙江优秀的作家很多，我很惭愧滥竽充数了。

文/本报记者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