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社会不能太庸俗 中国诗歌应当回到社会现场

黄怒波，笔名骆英。诗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既是诗人，又是商人，还是一位不忘用自己在商界的成功反哺诗歌的诗歌赞助人。2006年，他斥资3000万元捐助北大新诗研究所等三家诗歌研究机构。新京报记者韩萌摄

2013年，黄怒波参加在麦德林举办的“龙腾诗歌谷——中国、哥伦比亚诗歌国际对话”，并以此为契机担任了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荣誉主席，并成为“世界诗歌运动”协调委员会13位委员之一。这自然不是他第一次参与诗歌组织了，其所在的中坤投资集团于2006年创立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便通过创办“中坤国际诗歌奖”、成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的方式，推动了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

但这样的活动似乎更局限于诗人的内部，而黄怒波此次加入世界诗歌运动，是否表明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会让更多诗歌活动进入公共生活之中？黄怒波本人又对中国当下的诗歌发展有着哪些观察？为此，我们对其进行了专访。

■ 世界诗歌运动

在2011年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上，世界诗歌运动得以诞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诗歌组织，其中包含了全球114个诗歌节、96个诗歌项目以及各大洲131个国家的1178位诗人。他们希望用诗歌的种种行动，诸如诗歌朗诵、诗歌教育，来促成一个更具公义、更为包容的社会建设。其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希望用诗歌来关照公共生活的愿望。

世界诗歌运动

推进和平，推进人与人的交流

新京报：能先介绍一下这个世界诗歌运动吗？

黄怒波：世界诗歌运动是在麦德林诗歌节的平台上做成的。麦德林诗歌节在世界诗歌界是个奇迹。要知道麦德林原来是一个重要的贩毒城市。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时候，哥伦比亚的经济很糟糕，这导致麦德林的失业率极高，街头毒品泛滥，当时全世界的毒品主要都在麦德林疏散。但当地的诗人认为我们国家不应这样，我们要用诗歌来对抗毒品，于是他们就发起了麦德林诗歌节，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个最脏的地方，有了最美的东西。

新京报：后来麦德林诗歌节发展如何？

黄怒波：社会反响相当大，这个诗歌节后来几乎变成了全民参与。在七天里，他们会在不同地方，比如公园、文化宫有几千场朗诵会，都是自发的。我们去做诗歌活动的时候，到场的人都是自发前来，而且年轻人居多。不像中国，参加诗歌节的大都是岁数大的人，还要组织。而且麦德林诗歌节的秩序非常好，你在台上朗诵，下面不会有交头接耳或者打电话的现象，他们的素质很高。麦德林诗歌节现在已经成了哥伦比亚的文化遗产，联合国也把它列为支持项目，可以说它已经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诗歌节了。前两年他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发起了世界诗歌运动，希望推进全世界对和平的关注，因为这是诗歌拥有的力量。发起之后，发展是很迅速的，因为有麦德林诗歌节这样的基础，大概有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的200多个诗歌组织参与，这些诗歌组织就类似于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总的来说，世界诗歌运动的目的就是组织全世界的诗歌组织，推进和平，推进人与人的交流。

新京报：加入世界诗歌运动，对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黄怒波：我们从国内一下就走到国际了，我们能够知道国际诗歌的活跃程度，也能让每个地方都有中国的声音。这个很重要，我们以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现在在国际上玩，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新京报：我看世界诗歌运动的主张更多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建构一种社会生活，强调诗歌的社会责任，加入世界诗歌组织，是不是表示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也想让诗歌更多进入到公众生活当中？

黄怒波：当然了，诗歌还是应该回到社会现场的，这个社会不能太庸俗，只剩下钱。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社会一样，应该被承认，接受。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借我个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回归，这是建立中坤诗歌基金的一个初衷，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的主张是诗歌应该体现现场美、时代美，凸显一种张力，不和时代结合就没有张力。现在很多诗人的诗你读不下去，因为它和现实脱节，千篇一律，为赋新词强说愁。中国当下社会这么有张力，这么激烈，按说是个出文学作品的好时代，但中国诗人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握现代性，在他们的诗歌中现场是缺席的。

中国当代诗歌回归母语，回归现场

新京报：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诗歌一定要表达社会，对社会发言吗？也许有的诗就是描绘个人经验的。

黄怒波：这其中涉及两种美学观念，一种是碎片化的诗歌美学，就是诗要回到诗歌本身，一种是体现时代美的诗歌美学。当然回到任何一个单一的美学都是不对的，你不能再把诗歌当成政治工具，但如果诗歌脱离了生活，单纯描绘诗人的小我，也会让诗歌丧失大众的审美性。诗歌需要现场经验，中国很多诗歌受西方影响，对于现实不批判、不介入，为艺术而艺术，但应该看到，西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没有张力了。而中国社会现状是最有活力的，发展快，社会利益也变得多元化，这其中出现了巨大的张力，按说这种张力是应该形成新的诗歌美学。

新京报：能谈谈这种诗歌美学吗？

黄怒波：我提倡回到母语的怀抱，回到发展的现场。我的主张不是回到民歌体，而是回到母语的意象中，让我们的当代诗歌在嫁接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建构。比如押韵问题，因为模仿西方诗歌，我们的诗歌不讲押韵了，当下很多诗歌的写作故意打破韵律美，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中国诗歌与色彩、山水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大量处理与山水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回到这个场景中来。回到韵律之美，色彩之美，山水之美，这是我的提倡。

新京报：回到发展的现场又是指什么？

黄怒波：应该有一个现代性的视角，现代性不一定代表进步，但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政府会讲宏大叙事、中华民族复兴，都挺好，但这背后要牺牲个人，要求人们听从纪律，不能反抗，不能要求自由，这是现代性负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全面拥抱现代性，但贫富差距的分裂、人的分裂、精神的分裂，都是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诗歌不能理解这样的现代性，这样的诗歌是没有用的。

我马上会有一个小说写作，写登珠峰，实际上还是回到现代性的问题，你会在其中看到中国当下社会如何被撕裂，但又如何伟大，充满活力。如果用一种诗歌来应对这个时代，它一定是野蛮的、不精致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不精致的，很野蛮也很有活力，就像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把什么都打碎了。这也是我现在写诗的一种状态。

新京报：你好像说过你的诗歌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本。

黄怒波：我的个人经验是很独特的，我是个商人又是个诗人，我深深被裹挟在这个社会最大的激流当中，这种感受是一般人没有的经验，是很独特的东西，我的文笔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我的诗歌主要是提供了新的文本，这个超越诗歌本身了，文本大于诗歌本身，这个很重要。

人类脸谱行动走完全世界，给世界画出一个脸谱

新京报：听说你最近有一个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能谈谈吗？

黄怒波：去年我登完珠峰，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来了，下山的时候我就在想，接下来干吗呢，真不想平平淡淡活着，登顶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但登了三次珠峰了，我觉得再登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接下来我决不愿在城市里待着，于是我就想做个脸谱行动。全世界有900多处世界文化遗产，而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我意识到我可以去参观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世界文化遗产，我最想看到的是在有着这样历史传承的地方的人民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处境是什么，对未来的看法又是什么。比如在德国我访问了街头流浪的人、政治家、劳改释放犯、民间工艺者、政府官员，和他们进行对话，对话的范围也广，怎么看希特勒，怎么看新纳粹，怎么看中国等等。因为是面对面交流，所以叫脸谱行动，我想等我把全世界走完，就能给世界画出一个脸谱来，通过我的游记，人们也可以看到全世界不同地方人的情感处境。

新京报：这个计划会持续多久？

黄怒波：我下决心10年走完全世界。每次走的时候，我都写口水日记，就是第二天早上拿一个录音笔，把想法说出来，这创造一个新的游记方式。我绝不想写得像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那样沉重，也不想写得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么专业，都不要，我就是用我的眼睛碰他们的历史、人，然后口述出来。这相当于我代替读者去看，抚摸那个国家的历史，这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一下回到很远的历史，可以一下回到现实，一下回到中国。

采写/新京报记者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