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获奖感言：诗歌使我拥有自由不屈的内心

沈浩波，诗人、出版人。197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为世纪初席卷诗坛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出版有诗集《心藏大恶》、《文楼村记事》、《蝴蝶》、《命令我沉默》。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中国首届桂冠诗集奖、第三届长安诗歌奖。现代诗成就大奖。

授奖辞

沈浩波是诗歌界的革命家，语言大胆，观念激进，内心却以不易觉察的谨慎守护着诗歌的纯粹，正如他貌似粗鄙的诗歌面相中，总是隐藏着一双干净的眼睛。他批判，但也崇尚发现；他亵渎，但也信仰纯真；他直白其心，但也常常不动声色。他出版于二〇一二年度的诗集《文楼村记事》，不失尖锐，不避俗语，不拒绝现实的丑陋与残忍对自我的折磨，放笔直干，正面强攻，极简主义的语言仍能一语中的，五味杂陈的柔情也难掩内心那份不屈。他最近的写作，既赓续了诗人直面现实、追问存在的传统，亦在个体良知、心灵暖意的呈现中，尽显一个诗人的成熟。

获奖感言

如同世纪初喧嚣一时的“下半身写作”带给了我长达十几年的“身体写作”的标签一样，近年来，随着《文楼村记事》、《河流》、《玛丽的爱情》等诗歌重新被文学界反复提起，这次甚至又因为《文楼村记事》的同名诗集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个“新批判现实主义”的崭新标签逐渐往我身上贴来，大有取代“身体写作”标签之势。

我不喜欢一个被标签化了的诗人沈浩波，但也并不打算拒绝，甚至还有些欢迎这些叮叮当当的标签。对于某些患了辨识无能症的专业诗歌读者，有了标签，他们才知道，该把我放在诗歌论文的哪一个角落。我甚至有时会恶作剧般地想，“民间立场”、“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批判现实主义”……我在漫长写作的一生中，最后到底会挂上多少勋章般的标签呢？我会在衰老时，会把它们串成风铃，悬挂在心灵的枯海上听响儿取乐吗？

标签固然会遮蔽一个完整的诗人，但也能凸显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于我而言，身体、时代、人性，确实构成了这么多年写作的关键词。这一定不是刻意选择的结果，每个诗人，都有一种内心的本能，让他的触须天生会向某些方向伸展。我有三首最著名的诗歌：《一把好乳》、《文楼村记事》、《蝴蝶》。其中《一把好乳》无疑代表了我诗歌中身体性的一极，它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流传最广泛的一首诗，这当然是建立在巨大争议的基础上。它至今仍然是我自己所有的诗歌中，私心最爱的。懒得去理会那些无聊得近乎肮脏的道德解读，这就是一首饱含着强烈生命意志的诗。身体的琴弦，铿锵的节奏，这是生命之歌，由身体而生命的礼赞！无论《一把好乳》受到怎样的争议，我将用我一生的写作来为其正名———这就是一首杰作！而《文楼村记事》则当然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了，也可能是新世纪以来在诗歌介入现实方面做得最好的一首，当代诗歌介入现实和时代，确实会面临技术上的困难，如何既表达出现实与时代的切肤之痛，又不伤害诗歌本身的艺术性？我以为，恰恰是我的诗歌中那种对身体感的强调，让我在不经意中完成了《文楼村记事》的技术处理。什么叫“切肤之痛”，就是要贴肉，贴着肉写，写出贴着肉的疼痛感。“身体写作”与介入现实与时代，这中间有着天然的统一。如果说《一把好乳》和《文楼村记事》恰好分别成就了我的两个标签的话，那么《蝴蝶》则是一首无法被标签化的长诗。它既是口语的，又是意象的；既是理性的，又是抒情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身体的，又是灵魂的，既是自我的，又是人性的———它是我此前所积累的所有写作经验、情感经验和思考经验的一次集中爆发，我觉得它干得不错，配得上是一首真正的长诗。但无论怎样综合，怎样跳跃腾挪，它都依然也只能直指我个人写作的核心方向——— 身体感、时代性和对人性的探掘。

我一直觉得，2011年颁发的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应该给我，应该颁发给2010年刚刚出版了长诗《蝴蝶》的作者。但世事总是这样，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臻于完美的事实发生，它总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没有因为2008- 2009年写作的《蝴蝶》得奖，却因为2004年写作的《文楼村记事》得奖了，这对我来说，不完美，但却更美好。这样的认可能够重新擦亮《文楼村记事》，我不小心在2012年以《文楼村记事》为书名出版了一本诗集，而这本诗集却因为这首同名诗歌获得了评委的认可，这种认可又再次让这首诗收到更多的关注。贴着“新批判现实主义”标签的这首《文楼村记事》，比我自己更像一个幸运儿。

时至今日，我满意于我确实走在这样一条反抗与创造的道路上，诗歌使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拥有更自由不屈的内心，如果没有诗歌，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甚至，是否能够活成一个“人”———而不是时代的奴隶和命运的傀儡。

最后，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所有组织者和工作者，感谢推荐我的初评委，感谢所有终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