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

●徐贲 (进入专栏) 然而，《朗读者》这样的文学作品却是一次又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德国罪过”诸多问题的讨论。《朗读者》不属于见证文学，而是与另一类文学作品有关。《朗读者》是“面对过去”文学的延续，最早在德国“面对过去”的文学代表作品有君特·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其中以《铁皮鼓》（1959）尤为著名（虽然格拉斯本人并不承认与“面对过去”的关系）和齐格菲·蓝茨（SiegfriedLenz）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1968）。这些都是以纳粹期间的儿童成长为题材，由此深入思考了那个疯狂时代德国人被扭曲的人性。

在战后的德国，学校里的历史教育是整个社会“面对过去”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德国各地有许多纪念大屠杀的公共建筑，像达豪集中营（Dachau），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这样的地方也都作为纪念处所或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成为小学和中学生历史教育的场地。1999年德国政府所在地从波恩移到柏林，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Memorial）被设计为新政府大厦建筑的一部分。这个博物馆有个非正式的名称，叫“HolocaustMahnmal”，“Mahnmal”一字虽然是“纪念馆”的意思，但比一般的“纪念馆”（memorial）更具有明确的“教训”、“警示”、“催促”、“力劝”等含义。

“面对过去”不仅涉及追究和谴责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包括在文化、宗教、艺术、哲学、科学、教育等领域中反思普通德国人与纳粹的妥协、合作甚至共谋。“面对过去”因此既要追究国家政权和领导人的责任，也要尽可能辨明普通德国人在“德国之罪”中扮演的角色。忽视或放过后面这一部分的“面对过去”是不充分的，因为那无法真正懂得一个曾经孕育过欧洲启蒙的民族怎么会如此顺从地跟随纳粹政权，自然也就无法从中接受永远的教训。

尽管“面对过去”对德国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反思教育作用，但许多对历史缺少体会的青少年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些“大家都在讲的老生常谈”，并对之产生厌烦和逆反心理。1995年底，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集中营解放50周年纪念之际，《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德国戏剧家和小说家彼得·史耐德（PeterSchneider）的文章《祖父之罪》。在这一年的一些纪念活动中，史耐德与大约300名德国青年有过交谈，他们的年龄在15到23岁之间，按我们的说法，应该是70后的那一代。史耐德问他们对大屠杀知道些什么，怎么看待德国的这段历史。他发现这些青少年对他提出的问题并无反感，对战时发生的事情也相当了解，这是因为学校课程中都有介绍大屠杀的内容。

但是，当史耐德谈到道德责任问题时，这些青少年的反应却令他感到意外，他们有的认识不清，有的则干脆表现出全不在乎的样子。一个男孩在谈到离他家不远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时说：“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他们焚烧他们（犹太人），真有意思，真有趣。”另一位家住在离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不远的女少年抱怨道，她学校的班上每年都有集中营的纪念活动，“所有那些‘你必须看这个’，‘你必须有这个感受’的东西，我已经受够了”。史耐德告诉一位12年级的学生，在战争结束前几天，在他家乡有集中营的囚犯在试图逃跑时被当地居民捕获，他们毒打并枪决了这些囚犯。史耐德问这位学生对此有什么想法，他回答道，“你自己当时不处在那种境地，所以你无权评判他们。今天我当然会说，‘别开枪！’但我不评判那些不这么说的人。”[9]即使在一般认为重视纳粹记忆的德国，记忆教育仍然是一个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长期过程。

出生于1940年的史耐德本人就是战后记忆第二代的一员。在德国人中，他是很幸运的，他父亲是一位作曲家和乐队指挥，在二战时，虽然不是一个抵抗战士，但却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史耐德回忆自己第一次听说“反人类罪行”的情形。那是1960年代中期，差不多就是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的时候，他和弟妹们都参加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他回忆道，“就在我们反叛的时候，我们也尽力保护自己的家庭。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父亲这个显然该问的问题：当犹太人音乐演奏者一个个被清除出乐队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史耐德认为，一方面，不能忘却和原谅，另一方面，不能满足于道德责备，在这二者间取得某种平衡的就是“理解”和“了解”。记忆第二代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道德困惑和进退两难的处境：怎么在爱父辈与评判他们的道德罪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和承受方式。[10]

1944年出生的施林格也是记忆第二代。和史耐德一样，他的父亲也不是一个纳粹。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是一位神学教授，第三帝国时失去了他的教席，成为“认信教会”（ConfessionChristians）的牧师。从1930年代初开始，亲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基督徒已成立“福音基督教”（EvangelicalNazis），后正式改名“德国基督教”（GermanChristians），成为日后希特勒操控全国基督教团体的政治工具。“认信教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还是吸引了许多把信上帝看得比信元首更重要的信徒。施林格没有提到他父亲是否有所妥协，但他知道，他父亲是不可能正面对抗的。因此，他也与史耐德一样，需要在爱父辈与评判他们的道德罪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和承受方式。他将此视为记忆第二代特有的困境，他说，“我想，到了第三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纠缠在这种罪感里是具体而特殊的，有这种罪感是因为与自己熟悉的人有爱和尊崇的联系。当这些人不再活着的时候，个人罪感也就没有了。第三代与他们祖父间的联系已经模糊和稀薄得多。到第四代的时候，我想就不会有这样的罪感问题了。当然，对历史中发生的罪过仍然不能漠然处之，用‘坏事变好事’，‘具有合理性’来为之辩解。对历史上暴君的暴虐统治，也是这样的。”[11]

《朗读者》是关于施林格这一代人和他们记忆经验的故事。他们一向听从父辈的教诲，尊崇他们，信任他们，后来却又发现了他们以前所做过的坏事。这是一种十分沉痛的经验。对他们来说，笼统地从道德上谴责前一辈人，为了自己的良心清白，道德高尚，而与父辈划清界线（如中国阶级斗争时代的“与家庭划清界线”），并不是一种现实和理智的选择。过去与现在是交织纠缠在一起的，不可能做这种简单的切割。《朗读者》让我们看到，文学作品的复杂性使得简单化的道德指责既不适用，又暴露出其形成的原因。《朗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引起了许多争议，其解答也未必都尽如人意，但它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提出问题的方式（他用文学来叙述的那个故事）则因独具匠心而富有冲击力。

对《朗读者》的批评往往出于对文学过高或过多的期待。然而，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只是施林格所说的多种道德机制（moralinstitute）中的一种。文学的多样性，包括许多冒充为“文学”的文字，使得文学这个“机制”对人并不总是有积极的道德影响。阅读文学是否能成为一种好的道德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阅读什么文学有关。纳粹统治时期也有文学——诗歌、小说、戏剧，但那是纳粹统治的宣传工具，它使人充满了偏见、仇恨和暴力。施林格说的不是这种“文学”。在《朗读者》里，伯格为汉娜选择并朗读的文学是经过仔细选择的——荷马、契诃夫、海涅、卡夫卡等等。汉娜自己找来阅读的更是一些犹太人幸存者的文学作品——普里莫·莱维、埃利·维赛尔、让·艾默里（JeanAméry）等等。文学这个机制之所以能对汉娜产生积极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战后德国的整个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开始朝正确的方向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一直能得到持续。

只有那些对人类道德灾难历史有认真反思的文学作品才能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记忆伦理和道德选择问题。《朗读者》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无论这部作品带来怎样的争议或者批评，它都是一部只有在德国认真反思纳粹罪恶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产生的作品。施林格说，“孤独的人最容易被不道德的环境所淹没”，每个人的道德感都“需要参照点，需要有他可以与之联系的体制——如家庭、教会。对有的人来说，则是××党、贵族或其他某种体制”。[12]用文学来提出记忆和道德问题是暗示性的，而学者和批评家的解读则又使得那些原本用隐喻或寓言提出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文学家和文学创作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其他思维方式不可替代的。当大的体制缺陷（如严酷的政治气候、僵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中蔓延的冷漠麻痹和犬儒主义）特别严重的时候，文学的思考力和道德文化体制影响就可能会被消灭（如在“文革”时期），即使存在，也会相当微弱。但是，这应该是人们更加需要优秀文学，而不是就此抛弃文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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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uth Franklin，A Thousand Darkness:Lies and Truth in Holocaust Fi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01.

[2] Ruth Franklin，A Thousand Darkness:Lies and Truth in Holocaust Fi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01.

[3] Christopher R.Browning，“German Memory，Judicial Interrogation，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Writing Perpetrator History from Postwar Testimo-ny”.In Saul Friedlander，ed.，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Nazi and the“Final Solu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2.

[4] Arno Mayer，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The“Final Solution”in Hist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8，p.365.

[5] Martin Broszat，“Hitler und die Genesis der‘Endl⒐sung.'Aus Anlass der Thesen von David Irving，”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25，no.4（1977），730-775.Hans Mommsen，“Die Realisierung des Utopischen:Die‘Endl⒐sung der Judenfrage'in‘Dritten Reich，'”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9，no.3（1983），381-420.

[6]Christopher R.Browning，Ordinary Men:Reserve Police Battalion101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New York:HarperCollins，1992.

[7] Bruno Bettelheim，“Their Specialty Was Murder，”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October15，1986，p.62.

[8] Christopher R.Browning，“German Memory，Judicial Interrogation，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p.36.

[9] Peter Schneider，“The Sins of the Grandfathers”.New York Times Magazine，December ，1995.http://www.nytimes.com/1995/12/03/magazine/the-sins-of-the-grandfathers.html?pagewanted=all&src=pm

[10] 同前。

[11] “Bernhard Schlink interviewed by Eleanor Wachtel，”Queen's Quarterly，106:4（Winter1999）:pp.544-555.

[12] “Bernhard Schlink interviewed by Eleanor Wachtel，”Queen's Quarterly，106:4（Winter1999）:pp.544-555.

来源: 《随笔》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