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

●徐贲 (进入专栏) 《朗读者》中的历史细节是真实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8000纳粹工作人员中，经法兰克福审判而定罪的只有19人，其中只有6个被定谋杀罪。故事里的那6个谋杀罪犯中，判刑最重的便是汉娜（无期徒刑，西德没有死刑），而她偏偏是一个因为“不识字”才“不经意”犯罪的普通女子。伯格是这么想的，“不，汉娜并没有选择犯罪，她是不想在西门子工厂被升迁，这才误当了（集中营的）看管。”在德国，1960年代后期的青年人大多非常激进，号称“1968年的一代”。他们认为只追究极少数纳粹分子的罪恶，不过是表面文章地对待过去，反而让太多的人有了逃避责任的可乘之机。伯格感觉到来自他们的压力，他叙述道，“我们讨论班里的学生把自己当作是激进的追究者。我们都谴责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觉得羞耻，尽管1945年以后他们并没有干坏事，而只是宽容地对待他们当中那些曾经犯有罪行的人而已。”这样一种“宽容”在伯格的同学看来是一种道德羞耻，但对伯格来说却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与中国“文革”后相似，其实并不相同。与德国情况相似的是，“文革”结束后，那些打手和积极分子成了“普通人”。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并不责备，也不追究。与德国不同的是，“文革”后的一代对前一辈人，尤其是自己父母和亲朋好友的罪过从来没有做过认真的思考，更谈不上有什么道德困惑或焦虑。直到2013年才有一些前红卫兵为自己当年罪过向受害者道歉，其中有山东的刘伯勤、安徽的张红兵、河北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虽然他们的忏悔行为获得不少赞同，但许多人对此采取道德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认为他们不过是借忏悔来为自己沽名钓誉。对有的人来说，“文革”甚至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被明目张胆予以颂扬。有的地方出现了所谓的“红卫兵餐馆”。大门是五角星形，迎面而来的是工农兵大型雕像，接着映入眼帘的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各种红色标语。天花板贴满了放大的“文革”时期的各种党报头版。服务员穿军装、背军用包、戴红臂章，活脱脱的“红卫兵”形象。餐厅还推出“文革”歌曲和舞蹈表演，由“红卫兵”举着毛泽东画像和语录，拿着红缨枪和大刀，在震耳欲聋的“东方红”歌曲中，表演忠字舞、样板戏。这种事情对记忆过去的德国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三 事实、解释和日常生活

对伯格来说，他的情人汉娜的罪行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汉娜是因为偶然，而不是自己的选择而加入纳粹的。她是一个温柔的女性，一个值得同情的文盲（“文盲”在教育普及的德国简直就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这样一个好人在那些残忍的刽子手中是一个例外。如果她并不是一个“真的”纳粹。那么伯格爱上她也就不再是一个“该不该爱上一个纳粹”的道德问题。第二，她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是环境的受害者，她参加党卫军不是因为认同党卫军的世界观或政治意图，而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是生存需要。

这两种解释都是从生活环境去看待一个人所犯的罪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的解释所表现出来的“理解”会不会对犯罪的“事实”起到淡化的作用？历史解释者在对过去罪行表示理解的时候，对无辜的受害者负有怎样的道义责任？历史学家在解释中所依据的所谓“事实”是确实的“可证事实”呢，抑或原本就是由主观看法拼合而成的“事实”？历史学家们的道德判断又会如何影响他们对事实的确定和选择？这些都是思考过去罪行所不应回避的记忆伦理问题。

长期从事纳粹罪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勃朗宁（ChristopherBrowning）指出，历史研究中的“可证事实”与“解释”之间并无绝然的区别界限，差别主要是程度的不同。[3]有的“解释”是比较明显的，例如，把屠杀犹太人视为德国人在多种影响下“必然”或“自然”会有的行为，它强调德国政治威权主义的文化影响、德国人所受到的反犹主义思想洗脑、他们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等等。有的“解释”则不那么明显，例如，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杀害”一词，它不一定是指枪杀无辜受害者或把他们赶进毒气室，而是也被用来指以其他方式造成他们非正常死亡。“自然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因此成为理解“杀害”的关键。例如，历史学家阿诺·迈尔（ArnoMayer）说，在奥斯维辛和欧洲其他地方，大多数犹太人是死于“自然原因”——疾病、饥饿、精疲力竭。勃朗宁指出，这看上去是“可证事实”，但是，这种生活状态是由于纳粹的残酷统治所造成的，因此，将这些看成是“自然死亡”而不是“非正常死亡”，是一种“解释”，而非“确实事实”。这样的解释可能起到为纳粹开脱罪责的作用。[4]同样，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92期上发表《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的文章，称中国的大饥荒年代，只有250万人是“营养性死亡”。孙经先断言，很多研究者所称的饿死数千万人只是猜测，“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是‘营养性死亡’现象，‘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饿死的只是一小部分”。文章发出后，“营养性死亡”迅即成为网络热语，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他们认为孙经先这是在蓄意为造成大饥荒的罪行开脱罪责。

历史学家们对什么是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命令”，也有事实和解释的争论。这涉及到，究竟是一个或一种命令，还是多种命令的混合？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希特勒的命令”？有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自上而下发布的希特勒的命令。[5]然而，他们所说的“事实”其实未必就是事实，因为强调“希特勒的命令”本身就一种对“命令”是“自上而下”的解释。而且，世人并不能因为历史学家们没有找到希特勒的命令就断定它一定不曾存在过。

二战后，在追究罪责和审判罪犯的许多法律定罪过程中，一再出现“确证事实”的问题，如1960年代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1980年代美国对前纳粹人员的押解遣返。在这些法律程序中使用的证据（目击证人的证词、文件、物证和辅助证据）都被视为“确证事实”（历史学家们使用的也是这种性质的材料）。如果要否定这些证据，则需要提供反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事实”材料。然而，强调“确证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具体个人具体罪责的判定问题。

在涉及“普通人”的罪行问题时，不仅“事实”与“解释”的界限常常不明，而且还涉及到“日常生活”环境的作用和影响。1980年代，在德国纳粹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叫“日常生活历史”（Alltagsgeschichte）的研究方法，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把纳粹罪行看成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行为，会使罪行变得“正常”，进而因平淡化而显得可以接受。他们认为，对生活在纳粹制度下的普通人所犯下的罪过，日常生活历史表现出来的“理解”往往显得超过了“责备”。

这样的历史研究会不会因为注重于普通人生活的“正常”而淡化他们纳粹罪过的反常性呢？勃朗宁认为这样的顾虑是不必要的。他指出，日常生活史可以揭示纳粹的罪恶统治是如何渗透到普通德国人的日常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中去的，而这正是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他自己研究那个由普通人组成的警察101团的历史便是以此为目的。这个警察团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杀害，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在当时的德国，正如一名警察团成员自己所说，不过是“家常便饭”（ourdailybread）。[6]

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否会起到淡化纳粹罪恶的作用，关键在于它要揭示什么，也就是说，它分析和解释日常生活，问题意识是什么。通过确定研究目标，历史研究是可以把“事实”与“解释”结合到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史”对历史叙述者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解释中所包含的那种“设身处地理解”，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移情”（empathy）。美国分析心理学家和作家罗伯特·利夫滕（RobertJ.Lifton）的《纳粹医生们》（TheNaziDoctors：MedicalKillingAndThePsychologyOfGenocide）一书曾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美国心理学家和作家布鲁诺·班特海（BrunoBettelheim）对此书的选题和写作方式表示遗憾，他写道：在读这本书时，“我只是去理解囚犯们的心理状态，而避免去理解党卫军的心理状态——因为随时都有这样的危险，你充分理解党卫军的心理状态，也就跟原谅他们差不多了。……我认为，有的事情是非常邪恶的，我们的任务是摈弃和防止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试图以移情的方式去理解这样的事情。”[7]

理解和移情的问题在《朗读者》对汉娜这个人物的处理中也很突出。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文学作者则必须对人物有所理解，也必须通过叙述者把这种理解清楚、生动地说出来。而且，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必然需要作者和读者在相当程度上愿意，也能够为他或她“设身处地”，并有所“移情”。这种“理解”是否意味着接受、原谅甚至辩解呢？对此，不同的读者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也就不可避免会有分歧和争论。因此，这样的文学“理解”也可能被看成是一种蓄意利用“读者同情”的“记忆政治”（Erinnerungspolitik），悄悄地把文学人物扮演什么角色和有什么罪过搁到了一边。《朗读者》中的伯格这个人物便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给予理解，同时也予以谴责，但是，这样做太可怕了。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但是，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着对她的再次背叛。我现在还没到不行的时候。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无论在文学还是在历史研究中，理解不应该等于接受，也不应该等于原谅。我们可以从勃朗宁对警察101团的历史记录和叙述中找到这样的例子。要客观地展现纳粹对德国人进行思想毒害的历史事实，就不能将那些警察妖魔化。那些参与开枪屠杀的都不是青面獠牙的恶魔，而是活生生的普通德国人。然而，即便如此，也还是有拒绝参与屠杀的普通德国人。勃朗宁对此写道，“我必须承认，在这样的境遇中，我既可能是一个刽子手，又可能不当刽子手——这两种情况都符合人性。这样我才能尽可能地理解和解释这两种人的行为。我所不能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老生常谈，那就是，理解就等于辩护，理解就必然原谅。（历史的）解释并不是找借口辩护，也不就是原谅。如果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谴责作恶者的行为，不需要对他们有所理解，那么我就不可能写这个历史了，所有关于作恶者的历史也都只能是单面漫画式的了。”[8]

单面漫画式的历史或文学都是肤浅、教条、僵化的记忆，它也许可以给过去罪恶为什么发生提供一个方便的解释。这种解释（如“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是“文革”失控，造成空前人道灾难的原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更不要说为防止未来再出现类似的灾难提供真正有用的教训思考了。作恶者们都有自己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作恶原因和所作之恶。这些对后代记忆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这种对个人故事的了解并不等于原谅。在道德失去支配和非道德占据上风的大环境里，经常有人因恰巧有某个遭遇而牵涉到某些事情中去，或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而开始做了坏事，从此陷入到作恶中去。这么看待他们的遭遇，并不等于原谅他们做下的恶行。对于后代的历史记忆来说，如果当事人说出自己的故事，故事的力量可能超过历史教科书的课堂教学效果。这对于说故事的人自己也可能是一种虽不宽恕自己，但可以减轻罪感的解脱，正如《朗读者》结尾处伯格所说的，“也许我写出我们的故事是为了从它得到自由，尽管我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如此。”

四 文学帮助后代记忆

在德国，以历史教科书和学校活动为主的“德国罪过”教育似乎并不总是可以取得预期的成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