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拜厄特：我们身处一个对“性”过分着迷的社会

关于女权英国有女性写作的传统

在英国文学史上，好的女性作家一直都是和男性作家一样多的，我们没有美国和法国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院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或者说它们的理论主张。然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代学者，专门去寻找那种“弱势女性”。对这一点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强烈。

新京报：我想你可以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你似乎对于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非常怀疑，在《占有》和其他书中，你常常对女性主义研究者大加嘲讽。

拜厄特：是的，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者。我对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是非常怀疑的。虽然其中有些研究是很好的，但我不满的是，在她们开始去研究一个问题之前其实就已经找到答案了，因为你必须找到一个女性主义的“信息”。这就意味着你根本不用去读书，而我认为你必须先去读书再去看它说了什么，但女性主义者只是去书中摘取信息，在不同的选项上打勾。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在美国和法国，女性写作的传统是要比男性写作弱的。美国文学是极端地男性主导的，虽然美国也有像艾米莉·狄金森这样伟大的女诗人，但如果你去看美国小说，从整体上看，所有伟大的美国小说几乎都是关于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的，以及一个偶然碰到的女性。在法国，作家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等级，总的来说，最好的作家中没有女性。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是从美国和法国起源的，它的主旨是我们要战斗，人们不承认伟大的女性作家，我们必须为她们伸张权益。但事实上，在英国文学史上，好的女性作家一直都是和男性作家一样多的，我们没有美国和法国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院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或者说它们的理论主张。然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代学者，专门去寻找那种“弱势女性”。对这一点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强烈。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女性作家可能是比男性作家更强的，而且人们都知道她们要更好。我们有艾丽丝·默多克、缪丽尔·斯帕克、多丽丝·莱辛，以及后来才开始写作的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在男性那边我们有威廉·戈尔丁、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金斯利·艾米斯、安东尼·伯吉斯。如果你去看在有了女性主义之前的英国报纸，你会发现，评论家——不管男评论家还是女评论家——都会说：“这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她的名字叫艾丽丝·默多克”，性别不是一个问题。然后，大学里的评论家将它制造成了一个问题，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女性作家开始写那种关于女性的小说，写得非常小心，格局很小，着眼于爱情，对其他事情几乎一概不关心。我认为那真的是一个悲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安吉拉·卡特。安吉拉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但是以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她重写了许多童话故事，在她的版本中女性是非常强大的。但很不幸她在一个错误的年纪去世了，在她只有52岁的时候。在她之后就没有人那样做过。当然，现在我们有了新一代的女性小说家，她们也是女性主义者，但是一种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不觉得自己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反她们非常的有趣。像阿莉·史密斯这样的作家，她写的很多故事都像是寓言，她的故事十分难以形容，但写得极其奇妙。比如说，她有一个故事，是写一个女人走到街上爱上了一棵树，然后她把那棵树带回家种到了地窖里，她爱它，她有一个情人，他们两个都很爱它。她就可以这么写。她写的完全不是那种英国的社会小说，不像上一代的女作家一样关注女性和家庭，写一些悲惨的家庭主妇怎样被困在家庭生活陷阱中的小说。

新京报：感觉她找到了小说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

拜厄特：是的，我想是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你去讲不真实的故事，以改变人们看待真实世界的方式。

新京报：听起来有点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我热爱他的所有小说，特别是《看不见的城市》。

拜厄特：是的！我热爱那本书。我们四月份的时候去了威尼斯，那几个星期感觉就像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一样。你读过他的《意大利童话》吗？我觉得那本书也非常棒！

新京报：是的。我想起了卡尔维诺，因为他的书都很怪，但却不是和真实的世界脱节的，你在其中几乎可以找到人类全部的情感和经验。

拜厄特：是的，他的故事不只是奇幻故事，你不会想用奇幻这个词。我想阿莉·史密斯从卡尔维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好的东西。

新京报：回到刚刚女性主义的话题。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学者似乎对性的问题(sexuality)过份着迷。比如《占有》中就有一个女学者将一切都从性的角度解读。我非常不理解这一点。

拜厄特：你是指性取向，比如同性恋或是异性恋，还是笼统的性问题。

新京报：笼统来说。

拜厄特：我想我们身处一个对性过分着迷的社会，我不喜欢这一点。如果你去看英国报纸，你会发现，每份报纸里面会有六到八篇谈性的文章，以及无数的穿着暴露的女性的照片。我们有那种专门教人提高性技巧的专栏——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没有这个——我们有这种专栏。它们真的是非常恶劣。这还是在非常值得尊敬的报纸，比如《卫报》里面，一周三次你会读到这样的文章。可能它们也会帮到很多人，但与此同时，它会让这个社会显得没那么严肃……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够复杂。

关于批评在不懂一件事情的时候去写评论

如果你不保持大量阅读，你的风格会永远一成不变。不读书的那些人彼此写得是很像的。只有一点，尤其是对于那些学习英语文学的人来说，你有可能读得太多以至于永远都不可能开始写作。

新京报：你的博士导师确实曾对你说“所有从一流学校毕业的女生都希望自己能够写一本好小说，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吗？

拜厄特：她确实说过这句话。她也说过“所有学者都必须生活得像修女一样”，我要结婚的时候她对我非常生气。我当时想，这很不好。然后她很好，对我说她不能用法语读普鲁斯特，我想，我可以读，于是我就去书店买下了普鲁斯特的所有书，我开始读普鲁斯特，并变成了一个小说家，停止了当一名学者。我想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帮助了我。我的这位老师是一个十七世纪（文学）的学者，在那个年代非常有名；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荷兰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对我说她做的所有研究都是错的。她的研究是错的，她也不应该刺激我。

新京报：很显然，写作对你来说比学术研究更重要。但你在英语系的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拜厄特：是的。我只是单纯地认为，阅读对写作有很大帮助。如果你去参加年轻作家的聚会或是文学节，你会发现，有些天真的作家会说我不读太多书，因为那会损害我的风格。对此我非常生气。我说，如果你不保持大量阅读，你的风格会永远一成不变。不读书的那些人彼此写得是很像的。只有一点，尤其是对于那些学习英语文学的人来说，你有可能读得太多以至于永远都不可能开始写作。我想我是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因为我需要阅读，我一直不停地读，直到我可以写作。但我不建议所有人都这么做。我们这一代在剑桥的学生当年是很认真地学习文学，我们相信它很重要，将会改变世界。我想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变成小说家的。我的同学有几个去了大学，更多人变成了很好的中学老师，教书取代了对文学的信仰。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对写作确实并没有什么帮助。

新京报：在《占有》的结尾，罗兰突然发现，“他准备好做一名诗人”了。我觉得这是全书中极具超越性的一个时刻。看起来有点像你的自身经历。

拜厄特：嗯……《占有》的整个主旨是写作比批评更重要，同时，我认为，写作要比写作者更重要。我认为诗歌要比诗人更重要。罗兰是出于对诗歌的爱才变成一个诗歌评论者的，当他发现他可以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超越性的时刻。我是在学院里面写这本小说的，总体来说，那些教授认为他们可以评判诗人、评判诗歌，他们认为他们说的是更重要的。这是我为什么要去写那些诗的原因，诗歌必须在场，因为诗歌比评论家更重要。这很难，但我必须这么做。

新京报：你写的很好。

拜厄特：我的经历是很像书中罗兰的经历，我想这是为什么我可以写出那个超越性的时刻。我的编辑是一个诗人，我对他说，我会在书中写一些不知名的诗人，然后他说，你要自己去写那些诗。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过。我确实当天晚上就回家写了维多利亚式的诗歌。我不会写英语现代诗，我只会写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不过在我的下一本书中，会有一战时期风格的诗歌。很有趣，我一直被逼着去写诗，我觉得我应该为这本书去写一些超现实主义诗歌。

新京报：很有意思，听起来好像如果你想去写，你就可以写。

拜厄特：这叫“腹语术”。

新京报：你也写过很多的批评文章。你曾经对一个《巴黎评论》的采访者说你写的评论是“作家评论”，那么你怎样定义“作家评论”？你怎么比较你写的评论和一些其他作家的评论，比如说J.M.库切，约翰·厄普代克，或者米兰·昆德拉？

拜厄特：我想我和他们的评论都可以归为“作家评论”。嗯……我通常会在不懂一件事情的时候去写评论。我写评论是为了去理解。比如我去写关于艾丽丝·默多克的评论，是因为我不懂她的小说，所以我开始去写，直到我确实弄懂了为止。有一些人的工作是专业为报纸写评论，他们行使权力，创造品位，我认为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不想这么做。如果有人给我寄了一本我不喜欢的书让我写评论，我不会写，我会把书退回去。当然我也会去评论一些年轻作者的书，当我看到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并且希望把它们介绍给读者的时候。但最主要的，我的评论是写我不懂的东西，这样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可以学到东西，有所收获。

采写新京报记者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