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他实际上是具体的操办者。
嘉宾：具体操办，当时是这样，院长是可染先生，可染先生当然了你知道，可染是老先生话不多，创作，但是黄胄先生是副院长，这个行政、基建这些事都由他分管，他全力跑，当时我觉得他对这几个老先生，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蔡若虹先生都十分尊重，他跟他们比他年轻，所以他觉得跑腿这我都应该做。
记者：其实他当时候的身体状态可能还不如这几个老先生好。
嘉宾：说得对，当时他就是拄着棍子，不辞辛劳，
在那个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要打造一个国际标准的艺术创作和研究机构并不容易，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需他亲自协调。
嘉宾：那时候是很难的，那时候我们国家很穷，建这个项目不容易，我觉得要不是黄胄对这种美术事业的热爱，和他社会活动家的这种能量，这个画院是盖不起来的，我刚才说他大气，他可以拿着自己的画作为礼品去说服怎么样建这个馆的重要性，我当时作为最年轻的一个25岁的小伙子分到文化部，他都给我画过一张五头驴。
记者：那时反正就是所有求得着的人，最后他没有办法，其实都是用自己的作品。
嘉宾：为了这个事业。
记者：为了这个事业用作品，然后做一个。等于就是化缘了。
嘉宾：对，而且当时，他这个事业什么，他要协调，你比如说当时画院快盖好了，要修这个白塔，当时我记得是1982年9月12号，他在北京饭店请吃饭，那个时候也跟现在一样，不允许公家请吃饭的，黄胄先生说这是我自己掏腰包，当时那个大圆桌是17个人。
记者：各个相关部门的人？
嘉宾：有规划局的，有北京市建委的，有文化部的，还有故宫的专家，要协调个什么事呢？就是修他院里那个白塔。
记者：那个元塔。
嘉宾：元代那个塔当时要修，要有文物专家对吧？要批准，而后修成什么样子还需要资金，当时我记得可能也就10几万块钱，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协调，把这些人找到一块商量，而后用吃饭的方式，我记得吃的涮羊肉，但是每个来宾都有一幅画。
记者：事先他已经画好了。
嘉宾：都画好了。
记者：都带到现场来了？
嘉宾：不是，就在北京饭店画的，因为他住在那儿，而后来一个题个款，来一个题个款，我也是被题款的，当时什么官位都没有，最年轻的，但是他不但没有小视我，他觉得我是学建筑的懂艺术，这五头毛驴画的非常精彩，那时候他才57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所以他可以说黄胄先生为了画院，穷注了他的心血，我到现在我还收藏有一张，他写给黄回先生的信，就是为了建这个画院到广州，怎么样地面砖，怎么样彩色复印机。还有约吕雄才夫妇和关山月夫妇到这儿来创作等，所以那几年我对黄胄先生对中国画研究院，就是现在的国家画院，他是创始人之一，他对这个贡献和他穷注的心血太难能可贵。
1983年，就在中国画研究院的主体工程即将完工，各类研究和创造活动哦搞的有声有色时，流言蜚语开始向黄胄袭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黄胄不得已离开了中国画研究院
从各种矛盾漩涡中抽身出来，他又有时间专心创作了。他开始全国各地写生，并且先后在国内十余个城市举办画展，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他还远涉重洋，赴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地举办画展，进行学术交流，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出力。
1986年2月15日，黄胄画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开幕，引起了空前轰地。也就是那一次，要建一座现代化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开始在黄胄心中酝酿。
今天，坐落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已发展成熟，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黄胄穷尽心血的设计和安排。
嘉宾：看看黄胄棒不棒，你一会看看从现在开始全都是，一季是一季的花，这个花还没落了那个花又开了。
记者：你看那个玉兰开的多好啊？
嘉宾：对啊，想当初黄胄是精心培植。
记者：树都长这么高了是吧？
1987年，炎黄艺术馆在北京市立项，两年后，1989年10月3日，炎黄艺术馆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工程正式上马，黄胄异常兴奋，在工地，他似乎忘了自己还是个病人，每天拄着拐杖与施工人员一起协调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状况
嘉宾：一会儿要看见这些东西都是大胆地想，竟然给来了。这个柏树，这儿有三棵柏树是天坛的，是天坛他们要移，不知道移到何处。黄胄说移只有移到我们那儿是最好了。但是人家还说了你天坛的树，移到你们那儿，别人都不敢接受的，说是这移了天坛的树是有灾祸的。
记者：有这个说法吗？
嘉宾：对，他说我敢，我又不是我移到我家里去我凭什么不敢。所以这几棵树，就是这棵树，那棵树，有三棵树。
记者：这白皮松啊。
嘉宾：对。
记者：是从天坛移过来的白皮松是吧？
嘉宾：对。
嘉宾：他在这里付出的心血比那边还要大，因为他想探讨一个叫中国画能够发展地更加兴旺的这么一个途径。
记者：一个机制，一个新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