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第6期：严歌苓称十三钗选取角度很妙

2011年12月16日 16:09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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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好像这对老头老太太就化蝶了，然后当然这个时候我大概是不到10岁，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幻想，把什么东西都想成童话的时代，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就觉得不管怎么样，好像还是挺美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凄惨，比较美的这种东西，在我那个没有正常读书的童年，给我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个我爸爸的同事，也是一名作家，当时是一个气质非常高雅的人，她是从北京调来的，然后就听楼底下要来抄家了，她听到脚步声就立刻把100片安眠药吃进去，人们就把她送到医院，结果没有病房接受这种病人，人们就把她放在走廊里，上面写病因就是畏罪自杀，当时她已经全部衣服被脱光了，然后插上各种管子在抢救她，那么就因为她是一个有名的女作家，而且又因为她在这种状况下，所以很多人就想把她身上的被单子撩起来看一看她，就看看她的身体，看看她的肉体。

所以我当时，因为她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很敬爱的一位作家，所以我当时就气死了，就坐在那死活不要去睡觉，就守在那一夜，说谁来揭开这个被单我至少要去瞪他一眼，然后把那个被单给她盖上，后来她被救活了，一个礼拜昏迷后被救活了，她又回到了北京，后来等到很多年以后，我要出国了，专门拜访她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她讲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我说你都不知道，就在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人性在那时候暴露出来的丑恶不言而喻。有一个电工这样流里流气的唱歌走过来，走到她的床边，故意把烟头掉到她的床单上，然后他就抓起那个床单拼命的去抖，这样就全让女人的身体暴露无疑了，我当时看了简直就要……我觉得世界上怎么有这样丑恶的人，怎么有这样丑恶的心灵。我小时候没这么想，很小很小，那个时候大概是9岁的样子。

“现在的中文小说在世界上没有地位”

到了我1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考各种文工团什么的，去跳啊唱啊，很快就被选上了，这样我父母就达到了目的，说妹妹走了，哥哥可以留下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所以他可以留下，这样我来到了部队里，一下进入了成人的生活，所以很早就知道，因为你一个孩子跟成人去打交道，你必须学会阅读他的心思，就是看人家的脸色，看人家的脸色，在部队这种环境里是看人家的一切，所以这样子呢我就觉得我很早就成熟了，就是能够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心理是什么，对心理学很早就揣摩起来，特别是在一个男性的社会里面，部队是个男性的社会，作为一个女兵怎样去存活下去。

所以后来就是说，到了最后我在部队待了13年，然后到了第9年的时候，我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爆发了一场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当时我只有20岁，当时很缺记者，其实什么都缺，也缺护士也缺军医，都缺，我就跟领导说，我说我好想去当战地记者，他说那好吧，当时任何人申请他都会批准的，（他说）但你不能去第一线，你就去野战包扎所，去采访伤员就可以了，非常快，大概是一两天之内就同意我走，背着一支五四式手枪，拿着一张特别通行证的票就往前线去了，真是糊里糊涂的从一个舞蹈演员，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战地记者。

然后从前线回来我就发现，当然这个前线使我对一切东西都颠覆了，我过去以为英雄主义是什么，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就全改变了，全毁灭了，然后一个健全的身体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残疾。

我从前线回来陷入了一种非常抑郁的状态，我写了很多诗歌，其实是非常反战的，从个体生命来重新思考这种英雄主义，然后等这些诗歌陆陆续续被发表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蹈者严歌苓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如果不是这些机遇，如果不是一场突然的自卫反击战，这个严歌苓是不会醒来的，因为很多的东西已经认为舞蹈是已经不能表白我自己了，只有用笔来表白。

从此以后我就被调到了创作组，就是部队养专业作家的地方，5年以后我出国留学，到美国以后我发现，你过去在部队的一切，有个说法叫体验生活，体验生活就是你假装和那个地方的人生活的一样，搜集一些感受回来写作，那是一种体验，一种姿态，你必须要去汲取那样一小块生活，然后你把它放大，然后你举一反三，或者举一反几的这么去写。

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一切都不再是体验，是真正的生活，就是说你在餐馆打工是为了今天晚上的那点工资和消费，而不是为了体验什么，像知识分子，像作家在这里挺矫情的说，我要去哪里体验生活，所以我很感谢在30岁的时候命运又使我重新有了一次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机会，到了美国的学校，我读的书应该说是一生的总和，读了很多书。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直接就去读研究生，然后它当然是给了我一些补课的时间，我一步就考取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写作，我的文学大时代是由于没有文学，或者说是文学的断裂造成的。在美国的时间里，因为是移民，就有了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听力和阅读能力以及表达能力都很差，所以自己的内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你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包括当年的《少女小渔》一出来就得了台湾的文学一等奖，然后接着李安导演就来跟我买这个小说的版权。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翻身了，不必再到餐馆打工，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经营起文学来。再走过来是因为我离开了美国，因为我先生要跟我结婚，所以他失去了他的外交官职位，离开了外交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不是特别稳定，一直到他又重回外交部，这样我们就出了美国，来到了非洲，然后去了非洲以后去台北，然后去了台北以后去欧洲，反正我的生活就这样像吉普赛人一样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