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干春松：“中国式自由主义”是未来政治走向

【摘要】中国自近代以来有三派：激进派，以谭嗣同为代表；保守派，以张之洞为代表；自由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从康有为注《礼运》开始成为一个传统的。从其发展路径看，它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相比有着三个不同的特点，即历史性、理想性、情感性。西方自由主义注重启蒙理性，中国式自由主义更重视情感性。在此意义上，“情本体”将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新开端，中国思想框架将呈现出由马克思主义、儒学和自由主义互相交织的面貌，具有三个特点的中国式自由主义将是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现在中国需要的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而不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需要的是社会理想，而不是理想社会；需要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情感主义。中国必须经受现代性的洗礼，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在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应该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将会成为影响全人类的重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李泽厚（1930-），男，湖南省长沙市人；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83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1992年起，长期定居国外；1998年，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代表作有《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哲学纲要》等。

干春松（1965-），男，浙江省绍兴市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思想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制度儒学》、《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等。

自由是最重要的一种妥协

干春松：李老师，我在《从康有为到李泽厚》的文章中提到，您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对康有为一直持续地关注，写过数篇关于康有为（1858-1927）的文章。您将康有为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这个论断很有趣。因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曾经被革命史的叙述而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既表现为用进步和落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标签来区别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潮；也表现为以革命成功为终极标准来判定以前各种类型的思想探索的高下。所以，尽管在晚清时期，康有为也曾被张之洞（1837-1909）批为自由主义，但很多学者仍然不赞同将康有为视为自由主义者。您怎么看？

李泽厚：我是讲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因此不能严格地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框子来定义它合不合适，哪一点不行就排除在外。况且，西方自由主义本身的派别多，里面的分歧甚至冲突也很多。所以，不能拿某一种西方自由主义来作框框，只能是从大的方向来讲，就是这个自由主义思潮。我认为，从晚清起有三派，即谭嗣同（1865-1898）、张之洞、康有为，一直延续至今。我这里想引用张之洞一段大家很少提到的话：“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文体大乖”从而必须“戒袭”，“以存国文、端士气”。近来被学人高捧的中体西用代表张之洞，作为保守派应该很合适。谭嗣同“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当然可以称为激进派，但在1949年后，学术界都把谭嗣同视为改良派，那他就不是激进主义的源头了，孙中山（1866-1925）成为激进主义的源头。这其实是不对的。谭嗣同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都是开了头的。所以，你到谭嗣同故居门口能看到梁启超（1873-1929）写的四个大字：“民国先觉”。他确实是先知先觉。这样的一个划分其实老早就有，但是没有被承认，也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看到你那篇文章，我比较高兴，开始有人注意康有为了。

你的文章中提到自由与妥协的关系。其实，“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妥协，讲宽容。伯恩斯坦（E.Bernstein，1850-1932）讲，修正主义就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就是向自由主义靠拢，就是讲妥协，讲宽容，不强调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后来与自由主义合流，是有道理的。而康有为为什么到死都不让《大同书》发表？他始终要搞改良式的妥协。

干春松：对。他强调“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要用“三世说”的框架，把激进的步子给压下来。

李泽厚：对，是这样的。康有为为什么秘而不宣《大同书》？他认为一旦《大同书》公之于世的话，会酿成天下大乱。所以，他要讲“三世”，决不能超越。他把自由主义与儒家理论结合了起来。康有为始终不愿意跟孙中山合作，他有他的道理。包括后来梁启超在观点上倒向孙中山，康有为一把又把他拉回来。这里有许多历史的偶然，谁能想到光绪皇帝(1871-1908)活多长？光绪如果活得长，情况可能大不一样。

历史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历史的偶然性使每个人都有历史责任感，每个人都在参与历史

干春松：您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招致很多人批评，批评的理由是认为您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

李泽厚：历史当然有很大的偶然性。光绪皇帝面临的情况不比彼得大帝（П.А.Рома？нов，1672-1725）更困难。如果光绪才干稍微强一点的话，康有为能使他的力量比彼得大帝大十倍不止。或者，假使是慈禧太后(1835-1908)晚死也好；要么就是慈禧太后死、光绪皇帝没死（哪怕多活几年也好），情况便会很不一样。可是，历史的偶然就出现了。这种历史的偶然，意味着光绪的死使每个人都受灾难。

干春松：这个问题也涉及您的“四阶段”（即中国现代化“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理论。您现在仍然认为需要“四阶段”吗？

李泽厚：不是“四阶段”，而是“四顺序”，我已多次讲过。讲“阶段”，就死了。现在赞成的人越来越多，但当时国内外激进学人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讲我要投靠共产党，想当官什么的，等等。因为我强调其他都有偶然性，只有经济发展有必然。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每个人的吃饭，每个人都想吃点好饭；关系到衣、食、住、行，我后来又增加了四个字--性、健、寿、娱。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历史偶然性说明什么？说明每个人都有历史责任感，每个人都在参与历史，而政治领导人责任极大。一个政治决策或决定可以极大地影响历史，而历史一曲折可以数十年或百年，影响亿万民众和好几代人。所以，历史经常总以政治史为主干是有道理的。而我强调历史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正是对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决定性的一种补充和纠偏。我讲经济有必然性，是从相当长期的角度讲的。它受制和受挫于政治的偶然并不少见。原因在于，人为经济的必然，为了自己吃饭、吃一口好饭，为了衣、食、住、行、性、健、寿、娱的不断改进，而努力在各方面包括在政治上去奋斗、抗争、促进、争取，又是非常必要的。要促使偶然变必然，必然并不是躺着不动能够等来的。

现在中国需要的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而康有为就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源头、鼻祖

干春松：您提出“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将毛泽东(1893-1976)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军事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K.H.Marx，1818-1883）《资本论》中的有些说法也提出了批评，但大家认为，您事实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您认同吗？

李泽厚：我对《资本论》的批评很重要，但至今没人注意。既无人赞成，也无人反对。我认同邓小平（1904-1997）的改革路线。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篇批判我的重要文章，标题我还记得：“李泽厚与邓小平完全一致的神话？”发表在当时著名的《中流》杂志上。可见很多人都认为我跟邓小平是一致的，当然就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干春松：刚才您提到邓小平，我的文章里引用了刘再复先生的一句话，说您事实上是邓小平改革路线理论的重要来源。

李泽厚：我认为，来源不是我，但我们共同是这个社会趋势要求的反映。别人也讲过这种话，所以才有批判我的文章。还有人认为邓小平受我的影响，我讲，这可能是分岔开的两条平行线。我只能说是平行线。海外也有人说我是替邓小平辩护。别人评论的对与错，那就得后世历史学家考证了，我不喜欢吹牛皮。例如，这次《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书中刊登钱学森（1911-2009）来看我的照片，以前除了我老婆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见过，包括我弟弟、妹妹都没见过。我不喜欢炫耀。这次是因为谈到钱学森的事情了，记者们看了觉得很好，就拿去发表了。

干春松：我自己还是比较多地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思想。因为您是“改革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您心里是不是也一直在思考未来中国的设计？未来，是不是也将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走向？当然，我所讲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指“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对，也要有自由主义参与其中。我在《说儒学四期》里面讲了，将来中国的走向，会是一种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像我讲“情本体”的“内推”和“外推”，“外推”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肯定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但是，我对自由派的基本理论和“一人一票”一直是反对的。20世纪80年代我就反对，现在也还是反对。现在只要“一人一票”，中国肯定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

我很高兴看到你讲我与康有为的文章。你可以从康有为那里梳理出一条自由主义的路来。康有为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鼻祖。自由主义就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就是普世价值，就是康德（I.Kant，1724-1804）讲的“人是目的”。但是，重点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它与通常我们所讲的西方自由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它有三个特点。

特点一：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历史性的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是天赋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并不认为是“天赋人权”--不是“bynature”，也不是“givenbygod”，也不是基督给予、上帝给予的，而是历史进化出来的。康有为的“三世说”，由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但是康有为强调，要经过“据乱”、“升平”。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历史的、改良的、渐进的。康有为把每“世”又划分为“小三世”，并认为“人权”、“民主”是现代经济的产物，把个人自由与现在大工业生产联系了起来。而人民群众的生存，衣、食、住、行的不断改善、不断进步，康有为讲得很多。这也就是儒家讲的“生生之谓易”在现代的发展。他把儒家与自由主义结合了起来。

特点二：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理想性的自由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最好的社会，就是“历史终结”；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认同历史的终结，认为还有更好的社会，会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社会。所以，它是有理想性的。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非完美无缺，不能停留在这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都是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个基础之上的；而将来会是公有财产，人人平等自由，没有官员、政府，只有大仁人、大智人，当然更没有资本家。当然，这个是不是会有，还可以讨论。但是，至少是比现代社会要好得多的这样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第一章就说，众生皆痛苦嘛，包括皇帝都有苦。人们觉得很荒唐，说皇帝哪有苦。就是说，康有为是有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