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思想家应提出并回答时代重大命题

记者：考察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在您的心目中，还有哪些人称得上思想家？

夏中义：在当代语境谈谁是思想家，拟以1949年后国人精神境况为参照。首先要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意味着，既然说思想家应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独立的警世之声，那么，须先说明这些意义重大的公共命题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李泽厚是感动1980年代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是因为他在某方面有功于1978年后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对“文革”浩劫的价值突围。此突围有两大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与“人道主义回潮”。假如说前者宣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的政治破产，那么，后者则直捣“阶级斗争为纲”之实质是不把人当人。中国假如真想走出一条希望之路，就必须让国人明白，毛泽东的错误，首先在于他忽视国人的生命尊严，才铸成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连刘少奇也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刘少奇为他的谏言付出了惨酷代价，共和国主席被迫害致死后连自己的名字也无权在骨灰盒上出现。中国人必须学会把人当人来尊重，中国的出路首先在这里，李泽厚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贡献。

李泽厚在1979年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内部研讨会上，发表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申明人是主体，主体是人对自身不容化约的个体存在的价值确认，所以，人把人当人，首先需要人将自己当成有尊严的、有分量的存在来看。后来王若水和他的朋友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更深化了“思想解放”的哲学内涵。这就是说，当国人精神境况长年被“不把人当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李泽厚却从康德，王若水们却从青年马克思那里，掘出了另一条价值线索：人把人当人，人是主体，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们针对“思想解放”所提出并回答的这一公共命题，对当时中国进步的意义之重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李泽厚所以成为李泽厚、王若水所以成为王若水，就在于他们的正义之声是独立的，珍贵的，虽然不是原创，但对明了中国问题的实质而言，已经非常好了，若缺乏担当的道义勇气，想必不敢说出来。李泽厚的《论纲》当年还不允许公开发表，五年后是作为《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的附录得以面世。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与其同仁合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论集也不能公开发行，只得作为人民出版社1981年“内部资料”问世。这表明在当时，要发出思想家的声音，确实很不容易。

假如对当代思想史挖掘得更深，我们又会发现，王元化1979年公开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一文，也很了不起。因为这篇1977年脱稿的专论，其实质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夜，是国内学界第一个细深论述了龚自珍“情本位”的思想，并提出龚自珍“情本位”是先于五四“新文化”个性解放的声音。王元化的这个观点可谓是预言了后来思想史的“人道主义回潮”。

我非常敬重王元化，把王元化看成是感动1990年代中国的思想家。王元化被海内外学界公认为是思想家，是1992年后的事。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思想界有两个人很值得我们缅怀。一是李慎之，他对1990年代初沉闷的思想界来说，是一个旗帜鲜明的道义符号，他的文章激活了知识界坚忍探索的勇气。当时有人提出“南王北李”。李慎之回应得很大气，说自己虽做一点学问，但主要不做学问，而王元化是做学问的。这个“学问”的内涵，主要指“思想”。

1990年代，王元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反思《社会契约论》，二是反思五四。反思《社会契约论》，其实是把反思百年中国激进主义在世界思想史上的源头追溯到卢梭；还有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以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的四个特点的反思，依次为“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言行峻急”、“启蒙心态”。沿着王元化反思五四所展开的路径，不难看出激进思潮确实可从五四算起，尽管根并不在五四。根在哪里？这根至少可追溯到1903年前后的晚清，国运的风雨飘摇导致朝野对“亡国灭种”的焦虑达到极致，除却革命，别无他途。当时几乎每个关怀国运的人无不高喊“革命”口号。当年国人注入“革命”的涵义诚然不是指制度创新，而主要指对现存秩序的破坏乃至颠覆。这种破坏性的狂躁一直延续到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身上。如此反思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的四个特征，也就从一特殊视角证明了林毓生所提出的、从五四到“文革”确实绵延着一条激进主义线索。1960年代当林毓生在芝加哥大学师承哈耶克、做博士学位论文、提出这线索时，他是从《新青年》杂志读出来的。而王元化反思激进主义，则是以他对自己信奉了半世纪之久的左翼教义的活体解剖为前提的。这就难能可贵了。王元化的反思意味着呕吐，是对自己年轻时所吸纳的、却被历史所证伪、也被良心所唾弃的教义作呕吐。这需要勇气。

如何理解思想家王元化的酷和飚

记者：您对王元化非常尊重，但我也听到一些人对王元化的某些方面不以为然的说法。

夏中义：这不奇怪。王元化所反思的陈独秀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特征，他身上都有，甚至有时会以很酷、很飙的样子呈现出来。李子云（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的秘书）说过，不论地下党时，还是1949年后，王元化臧否人事不仅酷，而且飚。一个飚字，就把王元化和陈独秀连在一起。什么是飚？这就是“人伦不守恒”。当觉得自己很革命的时候，于是自信真理都在手中，正义都在胸中。当我是革命的，你是不革命的，于是说什么都是正当的。当我是新的，你是旧的，所以我对你天然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甚至因为我有此道德优越感，我可以把你的命运捏在我手里，无须把你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主体来尊重。

当李子云“戏言”王元化很飚时，首先是指1949～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前这段日子。王元化自己就说过，当年其思想“左”得让同样左倾的满涛（翻译家，王元化夫人张可的哥哥）竟怕在他面前流露自己喜欢京剧。因为古老的京剧在激进者眼中是旧文化，是应被决裂的。当王元化作为思想家来反思这激进型政伦人格时，则已是1992年后的事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王元化在90年代说的每句箴言，其人格皆能完美兑现。王元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分量已赢得海内外的广泛敬重，但就其日常人伦、举止习性，又不免飚，以致让一些追随他、并帮他做过不少事的敬仰者也颇具难言的忧伤。他未必不知自己的毛病。这毛病又未必与他所反思的激进型政伦人格没有关系。但一个患者即使明白他的病根何在，也未必就能根治此病。这事儿或许还可倒过来看，正因为王元化确认激进主义已深刻地浸润其人格，故他愿以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作为反思案例，以期昭示后人，这又是多么难得。

记者：为什么王元化达到了其他人所达不到的高度？

夏中义：王元化治学有一个特点，用以赛亚·伯林的话，他是刺猬，不是狐狸。他能抓住一点，钻得极深。他对卢梭，对五四人格的反思，钻得极深，而且是以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作依据。他在解剖陈独秀的政伦人格时，每一刀也是在解剖自己，他对极左思潮的每一次鞭挞，也是在鞭挞自己。这当然是在“思想实验室”里的王元化。至于他走出“思想实验室”，面对具体的人和事，他的飚劲并没根除。人无完人。

思想家从来都是被思想史所追认的

记者：您对思想家的定位是宽容的。在我的理解里，在西方的传统里，思想家要有理论体系。但您的定位是在独立人格的价值，在于对时代提出重大命题并给予回应。您如何理解这种错位？

夏中义：我不认为是一种错位。关键是要把思想家与理论家的各自特征讲清楚。我对思想家的定义，不仅适合于中国。思想家就是要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警世之声。在我看来，李泽厚在1980年代，王元化在1990年代所提出和回应的问题都有重大意义。但李泽厚和王元化又有差异：李在1980年代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理论家；王在1990年代反思时不是理论家，而是思想家。理论家所以成为理论家，必须对自己的重要立论，提供系统思辨的支撑，以期自圆其说。王元化离这点还差些。王元化对五四反思，缺乏一个逻辑的、有序的整体构建，几乎都是断断续续、闪闪烁烁的，虽不无有机感，但终究是让诸多即兴而发的对话叠出来的。他所反思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的四个特点作为概念及其交互关联，就其述学所呈示的思辨形态来说，其界定并不清晰，提法颇见重叠，概念之间稍逊严格的逻辑界限。对于一个严密的理论结构来说，每个概念的内涵务必明确，外延务必明晰，同时要给出此概念到另一概念的动态演绎或关联。王元化很少有此创意性理论自觉。李泽厚则很擅长为自己的重大创意性立论构建系统思辨框架。

思想家和理论家可以是同一个人，同时又是两种不同的角色。比如鲁迅有文学思想，但学界从来不说鲁迅是文艺理论家，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自己丰富的文学思想整合成一个逻辑整体。比如苏格拉底是思想家，但没人说他是理论家，因为它的思想是通过柏拉图的理论表达出来的。所以，柏拉图既是思想家，也是理论家。林毓生认为思想家若没有一个创意性理论系统建构，也就称不上是思想家，这恐怕是模糊了思想家与理论家之间的角色界限。

思想家从来是被追认的。1990年代的王元化完全知道他已为思想史提供了什么。甚至早在80年代中后期，他已在物色相关学者能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他。他至少请过三位大学教授来研究他，但这三位教授最后都很为难。2004年，我撰《王元化襟怀解读》，确实有意识地从思想史角度去写他。我发现“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对王元化来说，确实不仅是一种说法，而是其人生的一种追求，一种境界。我是到2004年才确认王元化是思想家的。1979年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大二，买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我读不懂，一直搁到2008年他去世后，我下决心研究王元化作为一个大学者到底留下什么。我再读《文心雕龙创作论》，读出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我是2004年通过对王元化较系统的研究才确认他是思想家。我在2004年前并不认为他是思想家，虽然他最重要的思想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所以思想家是被追认的，是要有人潜心去读懂思想史，读懂这个人委实对思想史有非常珍贵的、别人难以企及的贡献，才追认他是思想家。思想家与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的这层关系，很像是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的关系。王元化早就知道自己是思想家，但他不能自封为思想家。思想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确实有赖于研究思想史的人对他的追认。

忧虑民粹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

记者：您提出思想家应提出时代的重大命题并做出回应，那么您认为今天转型期的中国所面对的重大思想命题是什么？

夏中义：1992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由于国策发生重大变化，国民精神境况也发生巨变。2001年我与思想界同仁有机会做《大学人文读本》，曾针对国人精神境况归纳出三种症候：依次为“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大学人文读本》所提出的这三个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拟是这个宏大时代给出的“思想方程式”，谁能做出有说服力且经得起历史证伪的回答，谁就是“思想家”候选人。大凡思想者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没必要标榜自己是谁。中国的历史进程演绎至今，还有两个被忽略的重大现象值得学界关注：一是民粹主义；二是法西斯主义。如果民粹主义被邪恶力量所操控，很可能转化为法西斯主义。

记者：2001年您做《大学人文读本》，系统提出了这三个命题，如今12年过去了，中国当前正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尽管人们对民粹主义的担忧谈得多了，但还没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法西斯主义，似乎法西斯主义离我们还很远。能否阐述一下您的判断？

夏中义：2002年版《大学人文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虽看得比较透，但主要是用18世纪以来世界思想史上那些先贤的文章来应对，可谓“六经注我”。但对于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我虽然敏感，但还没想好，期待以后通过精读历史人文经典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