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思想家应提出并回答时代重大命题

2014年的早春，虽然浓重的雾霾携着冬天的余威，笼罩着华夏三分之一的国土，但是破土而出的嫩蕊，还是忍不住向人们送来春的气息。伴随着春的脚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已经吹响。这是一场艰苦的征程，这也是一次曲折的破冰之旅。成功的改革注定不仅是物质和利益的深度调整，更是文明的转型和观念的鼎新。时下人们多聚焦于具体的改革措施，但对文明的转型和观念的鼎新，似乎还不甚了了。那么我们时代的重大命题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回应这些命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近日造访思想史研究专家夏中义教授位于黄浦江畔的寓所，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编者按

记者：夏老师，在进入正式话题之前，能否简要介绍您是怎么从文艺理论研究走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

夏中义：上世纪90年代初，我着手做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时，有过一个长名单，它包括20世纪初的王国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周作人、鲁迅；1930年代的朱光潜、宗白华；更不要说胡风、周扬、冯雪峰为代表的左翼文论家，1942年毛泽东及其后来的阐释者何其芳；乃至1980年代的李泽厚、刘再复、王元化、鲁枢元等。这名单里的每个人物都宛若一块有分量的石头，有的大，有的小。假如摸着这些石头去蹚百年文论的长河，我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不摸着这些石头，就贸然去蹚百年文论之河，会觉得飘忽，脚踩不到坚实的根柢，很不踏实。因此，我做百年中国文论，先选择做个案，于是有了1995年版《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一部比较美学的书，主要研究王国维美学与叔本华哲学、美学的关系，同时学术地呈示王国维的人本—艺术美学为20世纪中国文论史揭开了光辉的序幕。1996年问世的《新潮学案》（上海三联书店），对李泽厚、刘再复、刘小枫、鲁枢元等文论家作了个案研究。这是从专著出版的角度来看。若就单篇专论来看，我在1980年代末就做20世纪中国文论史案了，如1988年在《上海文论》发表《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探讨俄国平民革命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美学与中国左翼文论的关系；又如在1989年《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新潮的螺旋》，对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做整体评估；更不用说1989年《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历史无可避讳》，探讨毛泽东文论与共和国文艺道路的关系。但上述个案研究对于我的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来说，只是不自觉的前奏。真正自觉的史案研究，应以1995年版《世纪初的苦魂》和1996年版《新潮学案》为开端，我一步步从原理性的文艺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研究转到有思想史意味的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再延伸到2000年版《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王元化襟怀解读》（文汇出版社），2011版《朱光潜美学十辨》（商务印书馆）。2014年可能面世的《王元化学思通义》（商务印书馆），当属于思想史范畴。

记者：八十年代末发生的那场风波，对每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这次事件后，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野，更多知识分子选择从广场撤回书斋，以学术为志业。比如像您这样的学者，坚持个体性存在，在书斋里与先哲做精神对话。但您似又不是纯粹地做学问，而是从深层次关注时代重大命题，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夏中义：那场风波是深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大事件，它确实诱发了一些学人对自己的角色边界的思考。政治作为事关公众利益、国族命运的人类活动本是高风险的，不是你想当政治家，你就能成为政治家。也不是你想成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斗士，你就能够成为货真价实的斗士。做学术是一种专业，干政治也是一种专业。治学需要板凳坐十年冷，从政也需修炼、历练与磨练。政治作为人类的特殊活动与学术作为人类的另种特殊活动，都有各自的规定性与内涵，都需要从业者有相应的别样才华、才干和勇气。假如一个人真的想为民族、国家作贡献，得首先确认自己是谁，做什么事最恰当，不仅喜欢做，而且如果自己去做，可能做得更好。陈平原在1987～1988年写了一组重要文章谈《学者的人间情怀》，说把学术作为专业和事业的那些学者，同时也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们在中国做学术，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能读圣贤书，但不会只读，他们耳畔也交织着窗外的风雨声。当中国需要有人走出书斋发出良知之声时，他们会毅然决然地走出去。但陈平原提醒说，当学者走出书斋发声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仅仅是在表达某种意愿或道义，至于如何在现实空间兑现正义，这不是登高一呼就能够完成的。现实问题的实质性解决，最终是需要企业家、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律师乃至军事家的联手协作。人文学者可以言说，但不宜把自己的言说看成做本身。一个人文学者针对公共事务发声是正当的、可贵的，但也是有限的。你发声时态度是认真的，但你对这声音的社会效应则终究不宜过于顶真。因为你可在言论层面驾驭你说还是不说抑或说什么，但你显然驾驭不了你的话在政治层面所可能诱发的社会现实的错综感应。显然，人文学术不宜也不可能用实践态度去面对社会弊端。这就像鲁迅的《呐喊》，旨在唤起社会对疗救的关注，而并非奢望自己能等同疗救。因为这已超出人文学者所可能担当的角色边界。过去总轻信人文知识分子发出一种声音，似乎有此道德制高点，事情就容易解决了。其实事情并没解决。陈平原1987～1988年文章的真正内涵是谈“政学分途”，指出学者的“人间情怀”或公民责任，是在于提醒社会因你的发声而引起对疗救弊端的关注，并不是迷信你呼唤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人文学者没有这么大本事。

记者：这里有一个问题，回到书斋、学术，这是缘于八九风波之后，知识分子受到心灵的震撼而选择的一种方式。但大多数时候，中国古代提倡的是具有士大夫情怀的行动的知识分子。即使在现在，我们看到太多的学者，当初呼唤回到书斋，但日子好了后，现在又忍不住跑出书斋，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研究获得上层的批示或者赏识而沾沾自喜，“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您如何看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的这种浓郁的政治情结？

夏中义：为什么历史上当诸多知识分子发出正义之声时，精气神那么充沛？很大程度上他们身上持有中国儒士所具有的入世、淑世、济世的情怀。但现代社会结构与分工的复杂，又让人正视现实政治的体制化运作，远非“道德化”情怀所能驱动。政治作为一个专业领域，需要不同于学术的才干和规则。要做好学术很难，要做好政治也很不容易。这是两个异质领域。也许从纯粹人格根基来讲，做好的学术与做好的政治，皆需从业者有相应的优质人格打底；但作为一种专业角色在社会空间的演绎或发生作用来讲，差别极大。所以提出“政学分途”非常明智。千万不要忘记，陈平原提出“政学分途”不是在1989年后，而是在1987～1988年间，这是发人深省的。

陈寅恪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丰碑

记者：您的《九谒先哲书》问世后，在人文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您为什么要写《九谒先哲书》？

夏中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里，除了传统儒士的“治国平天下”这一路，还有一路往往被忽略，这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献身于纯粹学术的信念。相比较，儒家的入世传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要强大得多，而乾嘉学风所昭示的，由“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和“朴学文体”构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则对大学生和青年学者的价值影响确实很稀薄，甚至稀薄到一个人若潜心于学，他会在价值上质疑自己不正当。相反，他若为窗外风雨而止不住地心跳，把自己燃成一把火扔出去，这就绝对崇高！这未免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弄得太单一乃至贫瘠。这可以说是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学案研究的原因之一。

支撑我做学案研究的另一动力是，1996年，当我到了48岁（本命年），自觉到所可能拥有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少，要让自己献身于学术，必须给自己一个理由：既然把生命献给学术，那么怎样做学术，才无愧于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写《九谒先哲书》的第一动机。给清华九位先哲写信，这些信与其说是写给死去的幽灵，不如说首先是写给我自己。假如我在48岁后，自己也面临九位哲人曾面临的人生选择时，我心里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明白像陈寅恪那样的人生选择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像青年王国维那般献身于文哲之学、晚年到溥仪身边去，又意味着什么。我不可能像胡适，像吴晗，更不可能像冯友兰与王瑶那样活。站在我面前的九位学人，其实演绎了面对中国历史政治学术时的九种活法。对我来说，扮演什么角色最合适，仅仅取决于什么角色最能让我心灵安宁。

记者：这九位学人在您的心目中，从思想史层面来看，是否有一个排序？

夏中义：有。这九位学人，若以命运和评价为线索，将其看成一个有机脉络的话，陈寅恪无疑是我心中的知识分子的人格丰碑。陈寅恪作为一个纯粹学者，在清末、民国及其生命的最后20年，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角色自期，这就是当纯粹的历史学家。为此他愿在清华南迁昆明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写自己最想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不惜把眼睛写瞎。这样就可理解，为什么1948年年底，他离开北平，既不愿意搭乘蒋经国为他安排的飞机直飞台北，也不愿意飞抵南京后与蒋介石见面，而是借道上海，南下羊城，去做岭南大学教授了。不愿留在北京，也不去台北，多么有意味的空间选择。1953年，北京邀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他虽然答应北上，却又提出当时看来匪夷所思、当局无法答应的条件。他的种种特立独行，无非是在表达如下意向：1929年他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关于纯粹学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些话，对陈寅恪来说，并非是说说而已，而是要用其一辈子生命去抵押的，否则，他无法活出心安理得。为了活得纯粹，他须与当权者保持距离。千万不要误会他是刻意对北京不恭。当年蒋介石请他吃饭，他虽赴宴，私下还是留着“看花愁近最高楼”的诗句，因为他并不看好党国，也不喜欢蒋介石，虽要给蒋公一个面子，仍满肚子不舒服。这和他1953年却聘北京是相通的。因为他是纯粹学人。他写过这样的诗：“读书不肯帮人忙”。这个“人”，喻指权力。像他这样纯粹的大学者，想必很难经得起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他会活得非常累，但再累，依然我行所素。1954年他写《论再生缘》，1954～1964年写《柳如是别传》。正是在陈端生、柳如是那一对传奇女子身上，凝聚并珍藏着陈寅恪最看重的人格独立和自由。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今后要站得住，离不开国民的人格独立和自由，没有人格独立和自由，国魂就会消沉。陈寅恪说，就是在这两个传统士大夫所瞧不起的小女子身上，珍藏着中华民族灵魂不会沉沦的最好的人格财富——独立和自由。

思想家应提出并回答时代重大命题

记者：这里您把陈寅恪作为思想家的价值凸显出来了，也表露了您对于思想家评价的重要标准。请具体谈谈您评定思想家的标准是什么？

夏中义：我对“思想”一词有自己的界定，我对“思想家”这一关键词也有自己的界定。假如一个人能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给出独立乃至原创的回应，他就叫“思想者”。假如一个人能持续就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独立或原创的声音，他就是“思想家”。从这一维度来看陈寅恪，当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沉沦与否，将受制于国民性中有否独立和自由的人格因子，这诚然是中国思想史上振聋发聩的雷鸣。陈寅恪甚至认为，国亡并不可怕，而史不可灭。他说，中原政权在历史上亡过好几次了，但假如中华民族的历史尚未在国人心中泯灭，那么，这个民族重新复活乃至复兴的精神根基依然存在。怕的是中央政权没有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消失了，这样也就彻底没戏。这用顾炎武的说法，即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了。陈寅恪从两个奇女子身上打捞起中华国魂赖以维系的人格自由与独立，这对中华文化谱系的价值坚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根基性警示。所以陈寅恪不仅是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