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商战重于兵战

当时出版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参与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

他写下《盛世危言》，阐述富强救国的梦想；他主张“商战重于兵战”，强调“有工以翼商”；他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战士，又是豪情万丈的诗人。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不断探索救国之路。郑观应正是出生成长于这个时代，并逐渐成为这些积极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众多爱国志士中的一员。

弃科举习商贾

郑观应(1842-1921)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地方绅士身份的乡村塾师，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读书与一般读书人又有所不同，他的一位老朋友何卓勋后来回忆说，“幼读书，有大志，以八股帖括无关于世，不屑屑咿唔作村学究状”。

郑观应生活的香山县雍陌乡位于澳门之旁，又与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遥遥相望，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耳闻目睹侵略者的炮击、讹诈和蹂躏，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地烙印。

在一次科举失利后，受到故乡亲朋习尚经商的影响，郑观应走上了“赴沪学贾”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通过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把中国置于富强之列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一代名家。

郑观应学习经商，是从基础工作做起的。他经受住了磨练，并得到信任和重用。在工作之余，他一直勤奋学习，到英国人办的书馆读夜班课，专攻英文两年。通过这两年的英语学习，他比较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他虽然也说“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通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郑观应在后来谈到早年学习英文的目的时表示，当年他就“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了。他在从事经商之时就已经朦胧地意识到：通晓西文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改革社会以达到富强的工具的。

郑观应很关心时局，对国家民族的危亡局面，他深感忧虑。在他参与经营公司中，反对外商侵犯华商权益的心情也强烈起来。

“商战重于兵战”

从买办做起，成为一位民族资本家，是郑观应一生中的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洋行当买办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然后凭着他经营近代工商业的经验，“继则与外人商战”。郑观应摆脱了买办的生涯后，满怀信心地要运用他的才干，在中国求富求强的道路上贡献力量。

郑观应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作后，他请准“上海一隅只准他人附股，不准另设”纺织局。任总办后，又认为“惟洋人如欲仿造，尚未有阻止之说”，于是又禀请清政府在十五年或十年之内，“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从“他人”改为“华人、洋人”均不得另设，很明显，在郑观应的思想上有抵制外国资本输入的一面。在他的努力经营下，上海机器织布局在买地、建厂、购机、雇匠验花等方面，都有起色。

郑观应认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能致富，不仅军队有自造的新式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相竞争。要达到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所以，郑观应把自强的基点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放在“商战”上。

郑观应呼吁国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他说：“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要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商战，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作为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市场上的胜利，赖有强大的工业做后盾，即“有工以翼商”；而商战的胜利，则决定于工业品是否物美价廉，即“工艺之巧拙”。

郑观应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积极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所以他很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挟制，单靠购买和引进机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自己能够制造这些机器。因此，郑观应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在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等企业的工作中，郑观应都表现出高超的经营才能。

　撰成《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撰成《盛世危言》一书。书中主张设议院、习商战、兴学校，是用一生心血谱写的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时人称此书“医国之灵枢金匮”。此书的著成，正是在他贫病交加、怀才不遇之时，也正值中国面临被瓜分危局之时，它的刊印问世，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时，理所当然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当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蔡元培也推崇《盛世危言》“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盛世危言》问世后社会反响确实很大，在当时，虽不至于“洛阳纸贵”，却也轰动一时。

这部著作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灵魂，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甚至是毛泽东在年轻时也经常阅读。

《盛世危言》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的晚清政府开出了一剂拯危于安的良药。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是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梦、强国梦的探索者和践行者。郑观应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改良政治”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而且更在于他把这两者都同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个头等任务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