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

在政治领域，十三世纪以来的英格兰政治演进，为现代政治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人民的参政议政、贵族的伟大而不傲慢、国王可以做好事不可做坏事的限定，在在帮助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成长为代议制民主国家。在国家权力结构上，英格兰中央化和去中央化混合，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功能合理定位。一种政治契约理念，长期规导着英格兰的王权运作。寻求合作，绝对不夸大斗争的习性，让英格兰的统治者与人民拒绝残酷的政治机制。“便利的税收”让人们在平等原则基础上，根据定制纳税。征收的税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179页及以下）。而打破了家庭束缚的独立个人，对基于经验积累的普通法的信守非常自觉。这种不同于罗马法的法律定制，既避免了极端残酷的刑罚，又保证了个人权利的不受侵害。在约束与自由的关系张弛有度的基础上，整个国家显得秩序井然。社会仇怨也从不构成危害社会秩序的心理支持（206页及以下）。

在宗教及其衍生领域，英格兰的变化也十分令人瞩目。在宗教领域，一方面，英格兰属于基督教世界；另一方面，英格兰的基督教具有自己的特点。英格兰的路德主义强调个人良知，繁育众多教派，催化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英格兰国教制度的发展，使之直接与英格兰的国家建制、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宗教就此没有与国家权力结成一种宗教裁判所式的刚性同盟。

自由和宗教的结盟，促成了一种宽松的相对主义氛围，私人的恶德与公共善性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人们信持一种中庸的德性，不追求高度排斥感的一致性（296页及以下）。由于宗教并不试图吞噬其他社会要素，因此，在英格兰，独立追求知识的大学早早兴起，持续不衰。牛津、剑桥以及苏格兰的四所著名大学，担负起了建构思想帝国的任务。科学精神不仅推动人们了解宇宙奥秘，而且促使人们任意探索公共空间。加之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有效结合，让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服务于工业生产，结果产生了综合英格兰现代转变诸条件的知识革命，不仅为公民社会输送了结社文化，而且为立宪民主提供了新型人才（228页及以下）。加上英格兰的理性教育传统、语言的平民性、艺术的个性化，造就了一种平和、民主的民族性。这使得英格兰早早就养育了族群认同的民族统一感，无论身在何处，总是心系英格兰。人们既有浓浓的怀旧感，但又不受制于昔日的感情与制度。他们热爱变化，但是害怕革命。因此，他们能够混合各种典型制度而成就一种混合政体；规避狂热，但心怀信念；低调内敛，但热心公共；谨守规制，但酷爱自由。他们把现实与幻想、民主与特权、欺骗与正派奇特地混合起来，成就了一种典型的现代民族特性（274、322页）。最后，终于独辟蹊径，开创了英格兰道路：前述一连串事件使得英格兰把一把连环锁的所有零件安放到了它们各自的准确位置上。英格兰成为了率先创制现代模板的国家。

英美之外仿现代

英格兰在十六世纪完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世界建构任务。这是英格兰具有的历史独特性与文化独特性共同催生的结果。在英格兰以外的地区，无论是欧洲的其他区域，或是东方的中国、印度与日本，都不具备有利于现代转变的条件。与欧洲大陆相比，英格兰独特的日耳曼文化与欧陆的罗马文化，相差甚远。日耳曼人是田园民族，这使他们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强的调适能力，但罗马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古典城市文明，这让他们的文化基因单一化；日耳曼各族是具有商业头脑的民族，但罗马文明更是一种政治法律发达的文明形式；日耳曼人不以明确的法律身份生活在共同体中，罗马文明则非常看重公私法律对人身份与角色的规定；日耳曼人以对男性和女性同时追索世系开出了相对平权的财产继承制度，而罗马人始终从男性追索世系。这样的差异，造就了两者之间种种的不同。因此，当英格兰在十三世纪开始向现代世界挺进的时候，欧洲大陆尽管也出现了相似的局部变化，但始终没有办法跟英格兰的相关变化媲美。罗马文明塑造的欧陆文化，始终由强大的国家权力、封建制度、宗教势力、法律身份左右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进入现代世界的阻力，显然比英格兰大过不知多少倍。而英格兰正是以相互对抗的多种势力，如强大的君主、强大的教会、新兴的商人、农业共同体、强大的贵族，相互之间较劲，但谁也无法全盘胜出，产出了一个不同于古代旧制度的现代市场经济、政教分离、公民社会与立宪民主支撑的崭新国家体系。

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十二至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已经显示出英格兰完全不同于欧陆大部分国家的现代性质。在起始阶段，“英格兰曾有一度不算孤案”（349页）。英格兰与苏格兰差异不大，法国、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许多地区诸多因素相仿。十二世纪，“英格兰与欧陆大部分地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前述英格兰的现代因素有增无减，而“欧陆国家都走上了另一个方向”：一方面，国家与教会结盟，让新观念、新制度的探索风气窒息；另一方面，身份等级的法律规定越来越严格，阻碍了社会的广泛流动；再一方面，欧陆的制度僵化特征愈来愈凸显，出现了反现代的频繁战争、繁杂税收、严苛司法。这个时候，英格兰以及欧洲部分地区与欧陆大部分地区，成为鲜明不同的、旧制度与新世界相对照的两个天地。“此时的英格兰已是一个‘现代’世界，也就是说，四个主要的领域已经分离并形成制度。”不过，“这些纵横交错的‘现代性’表征之难得，就好比谚语中的骆驼穿过针眼。这绝不是举手之劳。借用罗斯托的‘飞机起飞’隐喻，这需要一条长长的‘跑道’，以便长时间地加速，然后通过一个强大的引擎一飞冲天”，因此，“英格兰发生的情况有着显而易见的例外性”（353-354页）。

英格兰兀自进入了现代，而且显得如此形单影只，罕有来者。然而，一旦英格兰开辟了进入现代世界的道路，它的辐射作用便无法阻挡地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一方面，这体现为英格兰的世界影响力，犹如一个西班牙学者所说的，“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而我们的曾孙将在其中长大成人并进入耄耋之年的未来世界也仍将充满英格兰性，犹如希腊化世界（Hellenisticworld）充满希腊性——或者更好，充满雅典性。”从现代世界来看，“有不少事物历来被认为是英格兰的‘出口产品’，其中较重要的有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民主政治范式、英格兰法律的多项原则、现代科学的多个侧面、包括铁路技术的多项技术。同样重要的还有语言”（357页）。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英格兰成为所有现代国家之进入现代的效仿对象。在这些国家的名单中，美国似乎是个例外，因为它相当完整地、创造性地移植了英国的现代模式。麦克法兰甚至将两者作合璧观。在整本书中，除开对美国移植英格兰现代模式波澜不惊的描述外，麦克法兰指出了欧陆国家效仿英国的艰难困苦。这对欧陆国家曾经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为，英格兰确实因为“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7页）。但沿行各自国家发展轨道，而又努力切入现代的各个国家，都有一个保留多少自身的文明传统为宜，同时如何分离关联在一起的四大领域的难题（8页）。这是一种谈何容易的改变。

从欧陆国家效仿英格兰现代模式肇始，逐渐向亚洲、美洲、大洋洲乃至于非洲推展的现代变迁，在仿效英格兰的结果上次第呈现一种衰减效应。美国与英格兰的同文同种，几乎是横移英格兰模式，因此不具有仿效英格兰的示范性。欧陆国家几乎是经过两三个世纪（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转变，才完成了英格兰式的现代国家建构。十九世纪后期，这一现代转变转移到亚洲的日本，二十世纪上半叶，纳入了苏联部分地区。到了六十年代，除开美、日两个分支外，现代转变基本上是“欧洲奇迹”。直到八十年代，印度、南美和中国才开始现代意义的工业化（11页及以下）。而此时的世界，还有颇多地区与国家尚未开启现代转变的大门，还在探头探脑地观察和欲迎还拒地品评“西方式”的现代对于本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不过结论已经武断地做出了，只要一个国家尝试进入现代国家行列，就不得不仿效英格兰的现代国家建构方式。

通过麦克法兰的描述与分析，借助他的广征博引，人们完全可以知晓现代转变中英格兰的绝对先行性。只要人们不拘执于麦克法兰著作的意义，一方面不过是重建英格兰例外论与优越论的看法，另一方面不过是重建反拨后现代理念的中心与结构，那就必然会同意，英格兰确实远远领先于欧洲绝大部分地区，踏入现代世界的门槛。假如这个结论得到承认，那么，就意味着关于现代世界诞生的一些流行性结论，不得不接受颠覆性的命运。首当其冲的结论，就是对现代国际社会冲突和对立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论题，即现代是“欧洲”或“西方”的独创果实，是从西方扩展向全世界的。这样的结论，在麦克法兰的论述中被彻底消解了，不会再具有强大的观念煽动力了。因为，只是在英格兰启动和成就了现代世界模式，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欧洲”或“西方”创制了现代。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根本就不成立。因为欧洲都是学习英格兰才完成现代转变的。西方不过是英格兰现代模式扩展成功后的文化概念。这一后置的概念，完全不能说明、证实在此基础上的所谓西方主义、东方主义的论述。两者不过是撇开了现代世界的真正典范，虚构起来的文化理念。这倒是真正具有颠覆现代主流论述的后现代意涵。但麦克法兰对现代的辩护却真真切切是声情并茂的。这对东西方国家中大量出现的西方先进与东方落后的对峙性论说，绝对是一个彻底的校正。人类进入现代世界，从起源上讲，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继起性关系，而未尝面对古来先进或一直落后地区的冲击反应关系。

这个时候，倒真有一种书内阅读快感催生的书外政治快感。他提醒人们，不要再拘执于对抗“西方”的情结上，抗拒现代变迁。事实上，只是英格兰一个小小国家的现代示范，就启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动巨碾。其间，不存在整齐划一的“西方”现代对非西方强制现代的政治对立事实。这就无需在各有传统的文化荣耀心中徘徊良久并拒绝向现代世界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