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不同于一般暴力

评“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论

“超限”的恐怖主义与“有限”的霸权主义相比，其邪恶的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

即便“911”屠杀真的是“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它也照样是十恶不赦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如果不附加条件，“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并不是一对逻辑上可以并列比较的范畴，不适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路。如上所述，恐怖主义与非恐怖主义之别是为恶“超限”还是“有限”之别，而霸权主义作为一种恶与其他什么负面的“主义”是此恶与彼恶之别。恶不分彼此，都有“超限”与否的问题。“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说法要有意义，它只能是指：以恐怖主义反对“非恐怖的”或曰“有限的”霸权主义。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恐怖反霸权”之说尤其令人厌恶。因为“超限”的恐怖主义与“有限”的霸权主义相比，其邪恶的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少好心人呼吁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反思自己的外交。美国的外交——可能还不仅是外交——当然值得反思。可是我真担心，“911”屠杀如果被证明“有效”地迫使美国作了检讨，这个“手段”还不被恶棍们奉为法宝？而人类就真的万劫不复了——今天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霸权主义”，明天就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专制主义”，后天还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主义，最后，就是恐怖主义打倒一切非“恐怖”的“主义”！

霸权需被憎恶，但今天我要说，我希望霸权主义被国际平等主义、国际民主主义、多边合作主义、绿色和平主义等等所遏制，甚至宁愿看到它被无论什么左派主义、右派主义、资本主义——只要它们不是“超限”的——所遏制，但决不愿看到它被“超限”的恐怖主义所遏制！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大恶战胜小恶决非祥兆。俄国作为冷战中失败的一方，作为北约东扩的首当其冲者和巴尔干等地地缘政治利益的当事人，对美国霸权的敏感决不会下于我们，对NMD之类的挑战更是如骨鲠在喉。但俄罗斯在“911事件”之后不仅采取了包括开放领空与基地等异常措施支持美国，而且针对当时广泛流传的俄罗斯希望通过支持美国反恐怖行动来换取美国放弃或延缓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传闻，普京总统给予了坚决否认。他说，我们不想，也不会做这种交易！联合反对恐怖主义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

美国遭袭的真正原因

美国的确不是因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承担义务的理由下出现的不当行为即所谓霸权)，而是因其自由、民主、开放、人权而受到攻击的

美国人不是天使，他们过去作过恶，今后还可能作恶(包括因此次可能“报复”过当造成的恶)。当然美国人也行过善，以后还可能行善。到底美国人是善大于恶还是恶大于善，以及具体到某件事是善是恶，可能都有争议。但是，即便美国人恶多于善，这就会导致(姑且无论应不应该，这里只讲客观上的“导致”)他们受到这种恐怖袭击么？

众所周知，所谓恶有恶报只是人们的一种道德愿望，历史上更多的是相反的事例。过去的暴君恶政、极权帝国可谓多矣，德国纳粹、日本军阀作恶决不比美国少吧，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这种袭击？前者绝对比后者更容易受到不择手段者的伤害。这才是“为什么那些人不炸别人，偏偏要炸美国”的真正原因。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老百姓的人权保障和官方不能为所欲为，这一切虽然无疑都不是绝对的，但它不仅与专制国家、极权国家和其他封闭型国家截然不同，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比大多数国家更为自由和开放，因此也使不择手段者更为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美国的安全技术手段是世界一流的，但政治恐怖事件在美国的发生率仍然较高。从华盛顿到克林顿42位总统中有四人任内遇刺身亡，还有里根等几位遇刺。遇刺身亡者如林肯与肯尼迪等都是历届总统中最得民心者，而非恶人。“为什么那些人不刺杀别人，偏偏要刺杀他们呢？”就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活高度公开而透明，总统经常在公众中，保卫措施必须尊重民权，白宫、国会乃至五角大楼都对公众开放，在“911事件”以前甚至五角大楼上空都不禁止民用飞机飞行。这样的状况自然使头头们面临的风险要比那些九重深宫中的恶人大得多。那些没有胆量“刺秦”却有足够的残忍来屠杀妇孺的“伪荆轲”们因此钻了空子。美国的体制珍视人命，传统上处理劫机事件时禁止空中搏斗以免危及乘客，更不用说极端的处置方式。这次恐怖分子就利用了这一点。美国的自由、开放固然主要为她的公民所享受，但对侨民移民，乃至非法移民而言其政策也远比西欧、日本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宽松。恐怖分子因此可以在美长期潜伏，生活、旅行、学习，甚至这次用来杀人的飞行技术，他们也是从美国的飞行学校学到的。

布什总统说恐怖袭击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的进攻。的确，如果美国不承担国际义务，恐怖分子在其他野心得逞前(在消灭了其他地方的自由民主之前)也许不会只因为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就下如此毒手。但是像前苏联那样的霸权国家，乃至像纳粹、日本军阀那样的侵略者，由于其严密的极权控制也不可能或极少可能受到“911”式的攻击。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确不是因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承担义务的理由下出现的不当行为即所谓霸权)，而是因其自由、民主、开放而受到攻击的。实际上，这样的攻击也确实不可能(且不说应不应该)使美国放弃其国际义务或曰放弃霸权——正如这几天人们看到的，美国对“911”灾难的反应恰恰是立即扩大了其“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恐怖主义”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扩大了出现不当“义务”即霸权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911”灾难却的确可能使美国的自由、民主与开放受到打击，实际上这一年来，美国已经扩大了情报治安部门的搜查、拘留、窃听权限，宣布坚持危险航向的民航机不受保护，民间也出现了针对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种族、宗教歧视苗头。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事件对迄今为止美国人一直坚守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造成严重挑战和长远影响，并可能迫使美国人为了更多的“安全”而牺牲一部分自由。

总之，无论从事件的发生机制还是从事件导致的实际后果看，“911事件”决不是什么“以恐怖主义对抗霸权主义”，而的的确确是以恐怖主义进攻自由民主，当然，首先是进攻人类良知、公理和正义。

应当说美国人民对他们的自由、开放十分珍视，几年前俄克拉荷马联邦大厦爆炸案后曾有人力主强化情报治安部门的搜查等项权力，但在民主机制下都被否决了。他们宁可承担风险，不愿减少自由。这次惨祸使“安全优先”的呼声又起，而且似乎已经发生作用。但是反对为“安全”收缩自由的声音已经作出了强烈的反弹，使得“安全”对自由的限制仍然不会走得太远。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确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但“911事件”以来的事态表明，美国人民有决心也有能力在邪恶的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