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21世纪是文化共生的世纪

这种文化上的非对称性是今天所谓的多元文化问题的根源，这是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多元文化意味着对所有自称为文化团体的集团都予以公开承认。这样的团体只注重自己关心的事情。英国的穆斯林只要求国家不妨碍伊斯兰教，至于英国的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或佛教徒的境况，他们则全不放在心上。但英国学校的老师要关心所有这些群体，因为他们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如尼日利亚、加勒比地区、印度、塞浦路斯（包括希腊人控制的地区和土耳其人控制的地区）、孟加拉国、科索沃和越南。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策划人也要兼顾各种不同的人群。我不想涉足关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征的讨论。所有这些文化都受英语世界文化的影响，这没有什么新鲜。新鲜的是大规模移民带去的各种文化也在影响刺激着所在国的文化，而所有的文化中都渗透了全球文化的要素。

这一点在流行音乐和舞蹈音乐中最为明显，因为这类音乐与古典音乐不同，可以自由地吸收非正统的或新鲜的因素。美国的拉美移民，主要是加勒比移民，在这方面贡献巨大。但同样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后来接受了过去的移民文化。这些电影并非针对移民的专门市场，而是面向好莱坞全体受众的。仅举一例：美化黑手党的电影自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这类电影是无法想象的。（顺便说一句，以前意大利裔美国人会愤怒地把这类电影斥为污蔑。）在英国电影中，南亚移民的因素发挥了相似的作用。需要承认，至少到现在，我们谈的基本上还是以知识分子为受众的电影。

传统的高等文化中是否也能看出不同文化的结合呢？在文学，尤其是小说中，这种结合非常明显。像通常那样，较早的移民首先起步：今天北美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民族意识的美国犹太小说这一体裁［作家有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不过，有“21世纪的犹太人”之称的亚洲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已经开始在美国文学中出现。

显示这种不同世界的共存与混合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烹饪，每个国家的烹饪都日益向着国际化发展。据布鲁玛说，即使在遥远的中国拉萨都可以在餐馆点到比萨饼。本地烹饪仍然存在，有时是出于宗教的要求，而移民和外出度假的普及使得花样繁多的各种地方菜肴成为每天都吃得到的东西。事实上，不同地方的烹饪进行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优胜劣汰的竞争，迄今为止似乎出现了两个优胜者：全球化形式的中式烹调和意大利烹调。用文化用语来说，意式浓咖啡和比萨饼（还有蒜味明虾相助）只能以雄霸一时的意大利巴洛克式歌剧来比拟。此外，现代技术和全球化生产使人们在世界各地的超级市场一年四季都能买到芒果和木瓜。由于美国的经济霸权，可口可乐、汉堡包和炸鸡风靡全球。

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可以假设也是新世纪的特点，是某些移民群体在所在国的具体影响。在座各位有人可能会想到德国的土耳其人和法国的北非人。我是英国人，我想到的是南亚人。从烹饪角度来说，自从大英帝国灭亡以后，印度就通过南亚移民征服了英国。印度餐馆（顺便指出，所有印度餐馆几乎都是孟加拉国的一个省的移民开的）的数目从几百家增加至60，000到80，000家——这意味着英国人已经皈依了印度烹饪。为了适应英国人的口味，甚至发明了南亚根本没有的新菜式。无论多排外的英国人都不可能不知道萨莫萨三角饺、咖喱酸奶烤鸡和咖喱肉，它们已经和炸鱼和薯条一样普及——可能更为普及，因为鱼现在成了高级菜。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美国的墨西哥菜，它的一个野蛮的变种，得州墨西哥菜，久已流行于美国西南部各州。

所以，在烹饪意义上，我们也是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中。巴别塔的诅咒使我们至今无法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文化。相反，财富的扩大和正式教育的普及可能会动摇当今英语的全球垄断地位。今天，互联网上大约90％的资料都是英文，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占互联网用户的很大部分。但当11亿中国人、5亿讲印地语的人和35亿讲西班牙语的人也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哪怕用户只是英美用户的一半，那么不仅英语，就连西欧字母的垄断就都到了末日。

然而，文化不仅仅是超级市场，让我们依照自己的喜好各取所需。一方面，现代消费社会和娱乐业形成的汇合型全球文化可能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教育，这里指中学、大学和大学以后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它在技术方面以及阶级的形成中都是一个团结性的因素。在互联网上无国界的市场中，具体团体的次级文化，哪怕是最小的团体文化，都能建起自己的文化舞台和除它们自己以外没人感兴趣的媒介，比方说新纳粹变性人，或欣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伊斯兰教徒。然而，决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力落入谁手的教育制度却不能由后现代的玩笑来确定。需要制订一套针对青年的教育纲领，对象应不仅是一国之内或一个文化圈内的青年，而是全世界的可造之才。这至少在知识文化的一个特别领域中保证了知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某种普遍性，规定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的一套基本的东西。贝多芬、毕加索和《蒙娜丽莎》这些名字不可能从21世纪的一般性知识中消失。当然，这套基本的“一般性知识”也不会像50年前那样仅限于某个地区。参观马丘比丘、吴哥窟、伊斯法罕和印度南部的庙宇城市将同访问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样，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至于会不会出现很多以老的艺术形式——文学、绘画和音乐——创作的新的世界经典，我在这里不想谈及这个问题。

这个不断运动结合，复杂而多方面的新世界是否有希望带来我们这个排外的时代所严重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答案也许能从世界各地的足球场上找到。足球这个最全球化的运动同时又是最国家性的。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代表着“民族”、国家、“我们自己人”的是足球场上的11个年轻人，不是领导人、宪法和军队。国家足球队看起来是由本国国民组成的，但我们都知道，那些百万富翁球员一年中只有几天为国效力。他们的主业是做报酬丰厚的跨国雇佣军，几乎全部在外国踢球。一个国家的公众每天欢呼的球队是由来自不知多少国家和种族的球员组成的，换言之，他们是世界各地公认最好的球员。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有时顶多只有两三个本国的球员。就连球迷中的种族主义者也觉得这种情形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想自己的球队赢球，哪怕球队在种族上已经不再纯粹。

法国是幸福的国家。它幸福，因为它向移民开放，不在乎公民的族裔。它幸福，因为它能从非洲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柏柏尔人、凯尔特人、巴斯克人和东欧及伊比利亚移民的后代中选拔国家队队员。它幸福，不仅因为它赢得了世界杯，而且因为今天法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和反种族主义的主力，而是发明了并仍体现着“沙文主义”这个词的法国大众——宣布他们最好的球员、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移民的儿子齐达内（Zinedine Zidane）为“最伟大的法国人”。我承认，这基本上仍未远离各民族皆兄弟这一旧时的理想，但它与德国新纳粹的恶棍和卡林西亚州州长指约尔格·海德尔，曾是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党魁，支持纳粹，反对外来移民。——译者注的观点完全不同。如果对人的判断不靠肤色、语言、宗教这类因素，而是看他们的才能和成就，那么就有理由抱有希望。我们确实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历史是向着齐达内的方向，不是约尔格·海德尔的方向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