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个体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拯救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的所谓“现实政治”优先的观点，实际上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内部某种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斯大林企图用过时了的政治方法来统治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他只顾集中发展重工业，而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漠不关心。因而，集中而僵化的官僚主义计划机构难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适应人民的普遍需要，政治统治越来越面临困难。

卢卡奇尖锐地指出，“长时间以来，克服经济倒退仍是苏联政府的中心问题。由于衰退问题仅仅以经济观点被处理，很明显那些相关的民主、政治问题接被排除在争论之外了。俄国共产党变得陷溺于经济主义，并且比再致力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方面。……（在回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优先权还是给予了纯粹的策略思考。”清算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仍局限在斯大林主义内，因为他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经济生产力的同义词，他不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进入争论的范围。”

卢卡奇把社会主义民主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凭借人类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决定来控制人类发展。意识的一个特征就是可教育性。人类的这种自我教育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世界历史性的术语表达，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的自我教育——是社会主义民主。”因此，他反对把历史的发展看作经济或技术因素的展开。

卢卡奇还可贵地觉察到，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那种自由的公众意见往往以隐蔽的形式出现，他把这种隐蔽的公共意见看作现存社会主义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契机。因此，卢卡奇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化必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不论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否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也必须让日常生活成为政治决策的活动范围，否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

三、晚年卢卡奇的价值在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学”

作为一个“个体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何在呢？我认为，卢卡奇的贡献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进行了根本性思考或者说终极性思考，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脉。

卢卡奇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最高目标，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人的尊严、生命为代价，而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价值并不在此。卢卡奇在晚年的谈话中讲到，马克思的出现之所以“激起国际性的激情”，因为“纯粹的对提高生活标准的展望本身显然不足以如此——尽管我并没有低估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重要性。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想到将拥有一辆小汽车就转而信仰社会主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他已经有了一辆小汽车。只有实践重新采用了马克思和列宁曾提出的那种形式，这种消极的影响才有可能被清除。”

卢卡奇算是超越了马克思所不以为然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成功学”提出了挑战，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给人们提供看得到的物质利益，而在于提供形而上学的文明新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也许遥远，但是，每当人类为各自的功利主义战争而焦头烂额时，马克思的价值目标便会温暖人心。卢卡奇展望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一时难以兑现，但它展示了价值追求对人的真正意义，正如卢卡奇所说，“在有价值和无价值之间，自觉活动与自发形成之间的那种矛盾对立，构成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卢卡奇当然具有“站着说话不腰庝”的优势，他不象组织那样被种种事务纠缠，不必总是考虑解决眼前的危机。但是，当一个组织为了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物质上的万应药膏时，那么，当人们看到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万应药膏也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时，你没有办法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万应药膏，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让人们去信仰它。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只是成功地引导了一场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政权，那么人们要问，历史上胜利了的革命何其多，一定需要马克思主义吗？

再深入下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只是成功地引导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强大与繁荣，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那么人们又要问，所有已经进入这种状态的国家会认为这是托马克思主义的福吗？

持马克思主义“成功学”的人们也会诘问，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那为什么要坚持它呢？问题又回到了斯大林的策略主义立场。混淆策略与价值观的重大区别，这就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如果将这一混淆带入21世纪，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能够让人人都奢侈的物质已经不太多了。站在未来文明的极限处，“个体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