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传统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帝国

不过，这仍然对中国历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如上所述，在近代之前，我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任何词语同时带有“皇帝——国家”（emperor-country）和“帝国”（empire）的复合意义。我们也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已有“皇帝”一词，但这是有别于表达“王”或“霸”的词，而且亦从来不曾与“地”及“国”等空间概念连用。那么，中国人自己何时发现中国是“帝国”呢？什么时候把中国的皇帝有意识地看成等同于西方的“emperor”呢？

据黄兴涛教授在《文化史的视野》（二零零零年，69页）一书所言，“帝国”一词是由留学东京的学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带回中国的，原因是他们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词耳濡目染。这当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另外，据刘禾教授《语际书写》（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录A，269页）指出，“empire”的现代汉语“帝国”是由严复译介而来。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Masini）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页）有同样的说法，指严复在一九零二年翻译亚当·斯密（AdamSmith）《原富》时，首次译入“帝国”一词。刘禾及马西尼两位教授都指明，自己无法判定这词是否借自日语而来。不过，更重要的似乎是，应该对严复相关译词的选择及他的引文做更详尽的分析。事实上，亚当·斯密说到“帝国”时，紧接着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东征西讨的霸业以及他统领的常备军。严译为：

用此〔额兵〕而定希腊，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腊合众之民兵，于时称最精，而斐立百战终克之。若波斯民兵，则息土之民，偷弱选耍，其克之也者，发蒙拉朽而已，岂有难哉。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变局也。

在阐释“英拜尔”一词的含意的时候，严复附加了以下的解释：

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主皆称帝者也。

从这段可见，“empire”一词在当时仍属一个新词，同时存着多种可能对译。以音译“英拜尔”翻译“empire”有力地表明，严复对empire的理解是来自英文，而非日语。不容忽视的是，对严复而言中国并不被构想为“帝国”，亚洲帝国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现代以来的）日本，而非大清国。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便会发现在中国文献中早于十九世纪末已偶尔出现“帝国”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似乎是在一八二零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一篇由传教士马礼逊（一七八二——一八三四年）撰写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中，他以非洲为例解释了世界上各国家层次结构，关系如下：

亚非利加之分，有侯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的朝政者。

据现存资料来看，英语“empire”的含义这样翻译到汉语还是首次。而马礼逊的新词并不是从日本借来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鸦片战争后，清廷专门负责粤海防的梁廷枏，睁眼看到西力压境下，在一八五零年出版的《夷氛纪略》内提供了他对欧洲政治主权分层架构的观察：

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

这可能是中国文人最早以汉语词汇“帝国”反映西方“empire”一词词义的用例。但同样重要的讯息是，清朝并不包括在内。《夷氛纪略》梓后约二十五年后，才在其他中国文人笔下看到再次使用“帝国”一词，李圭是其中一人。在宁波海关担任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指派，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李圭把自己的见闻撰成《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作序并于一八七六年出版。李圭记述的展览会，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馆入口处的牌匾：“梁际悬金漆额，大书‘帝国日本’四字”，而中国那边则挂着“大清国”。当时的图片印证了他的说法，而且更显示英文字样“EmpireofJapan”。可惜，李圭没有进一步评析他对这新词新语有没有突兀之感。

在其后二十五间，但凡使用“帝国”一词都仅限于指日本或欧洲各国。直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临，“帝国”作为一个术语（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empire意义）的用法才真正普及。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语两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为“大清帝国”──这亦是第一次“帝国”一词在官方文献中指称清朝。

有趣的是，这词出现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频繁、更突出。中文版全文一贯以“帝国”指称清廷；日文的版本则要待称呼“大清帝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及李经方时才出现。我们知道，熟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必定知道“帝国”词义，我们更可以猜想，他实在了解到国际舞台以“大清国”及“大清帝国”指称中国的分别。从官方档案可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时，他再三地称清朝为“我帝国”。只是，作为战败方的清廷，难以与日本讨价还价，要求日本贯穿全文以“帝国”指称大清。

《马关条约》签订后数月，条约的内容通过传播西学媒体（如《申报》）广泛传于知识阶层间，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识人迅速吸收以帝国称大清的做法，这些议国论政的意见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之上。其后在一八九九年《清议报》，就有这样的呼喊：“呜呼！斯政府，斯国民，斯官吏，何以得奋兴刷振大清帝国哉！”在官方的文献中，在义和团起义后这词就更普遍。譬如，一九零三年清廷向日本发出的一封国电，感谢日本盛情招待中国到大阪博览会的代表，简短的电报一开始就自称为“大清帝国”。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国大后帝恭奉皇太后懿旨，电致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敝国前派专使贝子载振前往贵国大阪观会，深蒙天皇扰礼相待，足见中日两国邦交之亲密。皇太后及朕均皆欣悦无已。谨具电申谢。

由于这则电报后来全文印在《申报》上，全国皆清楚看到现在清廷不单以“帝国”自称，而且这样更反映出，厕身帝国之间有着平等“两国邦交”的意味。从一九零五年起，在中国官员及知识阶层，特别如张之洞、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已非常习惯使用这词称呼清廷。特别显著的是一幅一九零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地图，地图名称清楚标明《大清帝国全图》，而地图的广告在《申报》上亦占着当眼位置。这地图是当时最流行及印数最多的地图之一，不用说，这更进一步深化大清帝国的地理空间感。

以“帝国”指称清朝的最后定案，可以由一九零八年公布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文章中看到，其中明确列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为皇帝，直到万世：“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种用法标志着与过去的用法“大清国”或满文的“Daicinggurun”做了决定性的分野。此后，在所有官方文献中，清朝统一地以大清帝国出现。

从上述可见，中国是为帝国的观念发生在晚清中国。这是承自一个漫长演变过程后的结果，当中包括西方“帝国”观念传入历史过程，如何以汉语表述帝国，并渐渐得以融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显然地，无论其西方起源及演变过程如何，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没有妨碍“中国作为帝国”的观念在政治和普及想象中的继续发展。最佳的反映，莫过于袁世凯尝试于一九一四年以“中华帝国”（EmpireofChina）复辟帝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中国人在自称自己的国家时，与西方用上三世纪的名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中西对称的用法，只维持了仅几个月，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立即恢复了民国的称号，即是人民的国家（respublica），而非皇帝的国家。然而，讨论到中国过去历史时，帝国仿佛立即成为根深蒂固的惯用法了。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清代通史》里，就数次讨论“大清帝国”。萧一山认为，这个帝国是一六三六年创造的：

及经皇太极连年征讨以后，疆土日广，汗业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见完密。于是始改号称尊，以建关东一统之大清帝国。故努尔哈赤之称汗，与皇太极之称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视也。（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147页）

他还提到大清的帝国主义，不过，他说清朝的那种帝国主义跟清末列强的那种不一样：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义，争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已，对满清之帝国主义已足矣，以满清仅有政治侵略，文化经济，反落我后。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同上，卷一，3-4页）

显然，对于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把刚刚推翻的大清王朝视为帝国似乎不成问题。从此以后，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的脑海中，清朝无论是光荣还是衰败，还是“大清帝国”，使用“帝国”一词去指称中国过去全部历朝时，就像指称清为帝国一样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体的过去。

“帝国”这个首先出现在西方论述中的概念，后来却蔓延到中国。历史中的清朝变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国，并以此“帝国”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到远古。这样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来的“传统中国”指的是贯彻始终的帝国，中国统治者总是皇帝。我认为，相信中国从始至终是个延绵从无间断的“帝国”是被误导的，然而这想法到今天仍刚劲有力。虽然在一九四九年后，视传统中国为帝国的称法消失了一段长时间，及至一九八零年起却有反弹的趋势，特别是在时下“中国崛起”、“复兴中华”论里，这种说法有着复兴昔日的帝国辉煌业绩的意味。我们看到的是，毫无批判意识地使用“帝国”一词的习惯已经从一个论述系统嫁接到另一系统去，并成为新的习语。固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用法，譬如，有学者讨论到美国清史研究时，就指出中国学界被迫以“帝国”一词翻译empire，并指有必要酌量称“大清”为帝国（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历史月刊》二零一二年四月，106页）。无论立场如何，这正是历史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我们以古鉴今的工作才能对当下产生意义，而不是通过望文生义而来。

（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关诗珮，没有她的帮助，这篇东西根本无法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