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传统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帝国

在中国近年学术著作中，渐渐兴起一股以“帝国”指称二十世纪前中国的热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这潮流出现，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随着“中国崛起”后，使用“帝国”一词隐隐渗透出中国历史骄人成就的意味。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各种理据，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及舆论界采用“帝国”一词指清朝以前的中国（或谓“传统中国”），出现了一种有别过去的规范。这新范式的出现不禁令我们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现今我们看到的西文论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华帝国”（Chineseempire）一词，并统称公元前二二一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为帝国时代（imperialage）。但对中国人来说，传统中国却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认定的“帝国”。只要随便问问，传统中国是否蕴含帝国含有的属性──帝国主义，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答案多是断然否定的。即使我们请教向来最愿意称大清国为帝国的清史专家，他们一般都会否认中国式的帝国带有侵略性的行径——无论清朝在开辟中国版图上有多大贡献。如果是这样，在概念上而言，好像“中华帝国”将是一个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帝国，是一种带有“非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时代”的中国，没有呈现典型“帝国”的特质。

在概念上及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帝国存在吗？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处理。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然后就要追本溯源进一步探问，“什么让中华帝国变成‘帝国’？”而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了解“帝国”的概念，特别是西文术语empire与相关词imperial的关系、通过翻译成为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使用的对译语“帝国”。在厘清“帝国”（empire）的语义及政治定义后，还需反过来考察以西文概念统称中国历朝的演变史，并评价这用法的适切性。

事实上，西文empire的汉译词“帝国”，基本上不见于十九世纪前的中国文献之中。“帝国”一词最早的用例，暂时只能找到隋代王通（公元五八三——六一六/六一七年）《文中子·卷五·问易》：“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不用多言，这段话中的“帝国”与西文“empire”指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所解释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及管治权柄蕴含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过了大约一千二百多年以后“帝国”一词才被纳入到汉语的词汇里。至此，我们大概能梳理出这样的理解：现代汉语“帝国”一词的形成及使用不属于中国朝政使用的政治术语，而汉语中的“帝国”是受西方“empire”一词诸种概念影响而成。那么在概念而言，考察empire传入中国的发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应忽略的两个相关历史层面是：一、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指称中国为empire，即帝国；二、中国人接纳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称中国为帝国的过程。由于这是我当下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其中一部分，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尝试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以供思考。

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首先，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什么时候被视为“帝国”？然后，再以此审视这如何影响中国人探讨自身的历史。单就后面这点上，根据我的理解，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发生于十九世纪。当时中国在列强瓜分的阴影下，西方的帝国形象及相关帝国论述，震撼中国知识阶层。在面对英、法、德、俄、美、日等列强进逼时，中国人奋起要以相同的知识概念及论述框架称呼中国，以此跻身列强之间成为对等国。吊诡的是，到了这时中国知识界才惊讶地发现，早在两个世纪前西方已有大量称中国为“帝国”的著作，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论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称为帝国。至此，称中国为中华帝国、大清帝国的做法，广泛传播开来并慢慢沉淀，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不过，这种历史变革带动词语改变的认识还未被充分了解前，一个更急遽的历史意识却在中国境内迎头赶上：清朝自我体现为“帝国”一刻，中国人却更情愿以“民族国家”自居。原因是，在追求富国强兵，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标签永远比“帝国”优越及进步，而且，带有的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论述，更能攫取当时中国人（汉人）的注意力。要认识中国近代转变过程的矛盾及复杂性，立论点必先从中国是为帝国，而不是从中国是为民族国家开始，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有关帝国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在中国发现帝国

西文里“China”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古典文献中，最早跟中国扯上关联的名称，是早于公元前五世纪的“Seres”。Seres一词来自汉语的“丝”，古希腊称丝为Ser，Seres就是“产丝之国”。另一个没有那么普遍的则是“Sinae”，指中国，大概是来自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秦”字。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希罗时代把Seres视为帝国（imperium）。而事实上，当时对“Seres”的了解十分有限，当中不少的认识是根据传闻而来，对于今天称为“中国”的国度，当时只模糊地统称为“Sericaregio”──“出产丝绸的地方。”

这个名称就这样被沿用了几个世纪，并在古代欧洲和中世纪的文献及地图中互为因袭。直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出现，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现有关中国论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帝国”指称中国疆土的用法。不过，值得留心的是，马可·波罗以契丹语（Khitan）Catai（此为英语Cathay一字来源）一词指称的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国（YekeMonggholulus），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带，而不是Seres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记中，今天覆盖“中国”一词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称“蛮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所以，即使当时“帝国”一词已经用来指示后来的中国疆土，却不是我们现时理解的“中华帝国”。对当时欧洲人而言，Sinae或Seres巧妙地被Cathay取代了，并从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消失。

欧洲人对Cathay和Sinae/Seres的混淆，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十六世纪末，随着耶稣会的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零）抵达澳门，三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误解才得以修正。当他的论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后，欧洲人才明白马可·波罗笔下的Cathay其实就是古文献中Seres地区的北部。之后的欧洲地图迅速地吸收这新知识，但却没有彻底改变对中国的理解。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然不把“大明”视为帝国。在他们眼中，“大明”一如以往，始终是“出产丝绸的地方”（“Sericaregio”及“RegioSinarum”），这时各种欧洲语的著述中，还是无间断地以“王国”（reyno西班牙语；reino意大利语；Knigreich德语）指称中国。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国为“中华帝国”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delaChinaiculturaevangelicaenèlporlosreligiosdelaCompaiadeIesus）。曾德昭是利玛窦殁后的一代人，这书一六四二年在马德里出版，出版后，翌年旋即译为意大利文在罗马面世。不过，在邻国出版时，书名却被译成RelationedellagrandemonarchiadellaCina，即《中国伟大王国志》。然后于一六四五年被译成法文版的时候，书名又被译成HistoireuniverselledugrandroyaumedelaChine，即《中华大王国全史》。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西班牙原著以“帝国”指称中国的做法。而甚至可以说，曾德昭自己亦然。除了题目外，整本多达四百页的原文却只用了一次“帝国”。其余一致地以“王国”（reyno）指称中国，偶尔会使用“王朝”（monarquia）。换言之，曾德昭在书内并没有贯彻推销中国为帝国的说法。

一六四四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满洲人占领明朝首都北京，震惊了整个欧亚大陆。这场暴力的政治嬗变，令西方观察者极度惊恐，他们将有关大清国征服大明国的相关记述，广泛传回欧洲，让有志来华的传教士得以评估政权更迭带来的影响。从现在文献可见，最早的记载是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DeBelloTartaricaHistoria），副标题为：“本书记述这时代的鞑靼侵占几乎整个中华帝国，并简述当中主要人物”。这书以拉丁文撰写，并于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内相继被翻译为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意大利语多种欧洲语言。卫匡国对中国与其“四百多年的敌人”鞑靼之间的关系做了简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并称中国为帝国，并指“帝国”一词能正宗地用于中国之上：“那就是说，所有长城接壤的省份之内”，书内加插的地图称为“中华帝国省份图”（SitusprovinciarumImperiiSinici。虽然行文内卫匡国使用的词语并不统一：时指中国“皇帝”（emperor）又指中国“国王”（king），不过，他较清楚地说明于一六四四年春被鞑靼征服的就是中华帝国，并将其统治者称为“皇帝”。卫匡国所写的另外一本中国史MagnoSinarumImperiogestascomplexa在一六五八年出版，书的副标题已用上“中华帝国”——“中华大帝国全史”。

此后，后来者便相继风从。出版于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国图说》中，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1601-1680）便广泛使用“帝国”观念指称已归于同一统治者汉人以及鞑靼（包括满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国，他说：

圣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结晶。矗立着这伟大以及几乎不可计量的帝国，当中的满洲人汉人由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统治着，世人定会觉得这奇妙万分。这帝国人口及面积之广，相信地上没有能找到与之匹敌的国度。只有中国王国才有这样繁华丰裕的城市，几乎大到足以盖着全省，都城内的楼阁、村庄、佛龛及寺庙等栉比鳞次。这个地方以三百年的护城墙，与外隔绝经年，我们倒不如称它为帝国。我暂且按下不说这鞑靼帝国面积之广，一直没有人能确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热心赞颂主的荣耀的人，会感叹本着如无数前人的著作般（要论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种族统摄于单一帝国内，当中又有极多不能尽录的人口在未知的区域内）一定会有不少的舛错。

上文反映欧洲人视中国为“帝国”的重要论点，它强调了君主专制政体“完美统治”下，广大土地上出现的丰盛财富。另一点更能反映大清国为“帝国”的，在于结合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就是帝国理论中述及帝国是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一个重要条件。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帝国”，它的统治者为“皇帝”。

自己成为帝国的中国

综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仍然视拥有单一、具有延展性的社会及政体的中国为“地区”或“王国”而已。十七世纪中叶后，随着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明显地让欧洲观察者看到建基在清开国功业上的就是帝国的本色。满洲统治者以强大军事力量征服明朝，传教士卫匡国及其他人看到的，是来者不善甚至是残酷的管治手段，这里反映的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因而带有帝国权谋的特质。

当然，西方人视中国为帝国，除了是亲自体验了明清交替时的残暴血腥之外，这亦召唤了过去罗马帝国征服各地的历史记忆，瞬间以欧洲前近代帝国经验印证中国眼下发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欧洲人在中国发现“帝国”并不是因为对中国语言及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新认识，不是他们试图以拉丁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将中国“天下观”（产自中国本土而能与“帝国”观念比附的观念）翻译而成的。无论具体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在欧洲人眼内，必然极类似同一历史轴上的神圣罗马帝国（九六二——一八零六）、奥斯曼帝国（一二九九——一九二二）、莫卧儿帝国（一五二六——一八五七）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一六一三——一九一七年）。如果日耳曼、莫卧儿、土耳其和俄罗斯能称为“帝国”，同样逻辑也能用诸中国身上：中国是“帝国”，它的统治者——皇、帝（或者汗）自动成为帝国的皇帝（emperor）。这在十八世纪以后，在欧洲各种语言论述中国时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