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脱帽”记：清醒而不屈的灵魂

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陈独秀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而陈独秀研究却以其特殊性，仍在民间与官方之间艰难互动。民间可观的研究成果，在官方审示下有选择地出版，对有些有坚拔的史实支撑的卓见也审慎地吸纳。最明显的是，陈独秀头上九顶“桂冠”被渐渐取消。

如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说：

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决议”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功不可没；　但其一方面要告别毛泽东模式，一方面又要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一方面坚决批判“两个凡是”，一方面又奉出新的“凡是”；一方面要彻底否定“文革”，一方面又让对“文革”的批判“宜粗不宜细”……因而其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即使对陈独秀的评价，人们也不尽满意。但若将之与1945年六届七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比较，就会发现其已有所进步。1945年的决议说：

在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领导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许多英明指示……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这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1981年的决议，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大革命失败是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错误所致，陈独秀不过是替罪羊；　至少没坚持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的指示是英明的，陈因拒绝执行才导致失败。

邓小平多次对起草“决议”发表过重要“意见”。如1980年3月19日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不仅不同意动辄提“路线斗争”，而且对“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表示质疑，更明确地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这大概是1981年“决议”优于1945年“决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回应人们对1981年“决议”不尽满意的历史要求，《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关于陈独秀一段讲话。（同时《红旗》杂志也发表此段讲话）。讲话称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一时被学人们广为引用。解铃仍须系铃人，毛的此番讲话第一次公开发表对推动陈独秀研究的意义不可低估。此当是中共中央思想解放的策略所致。借助“凡是”以推倒“凡是”。

同年8月18日儒将萧克在建党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

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这不能怪编导的同志，而是整个党史研究的问题。

1983年7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八十七条关于“陈独秀”的注释有云：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5年9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8年和李大钊办《每月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这条注释对陈后期的评价与1981年的“决议”基本一致，而对陈前期（“五四”与建党）作了充分的肯定。

1984年3月19日中宣部《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虽有“不能把陈独秀看作党内人物”之类有违常识的话语，却明确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实事。”

更为难得的是，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旗手胡耀邦1984年11月23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指导、王洪模起草的《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胡耀邦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引述鲁迅警策文句之后，很有感慨地说，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人，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具体到对陈的评价，胡耀邦认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十分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很难不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