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脱帽”记：清醒而不屈的灵魂

流落四川江津时的晚年陈独秀

■石钟扬

欲讲清陈独秀脱帽的艰难历程，得先说说他头上到底有几顶帽子，是谁给他戴上的，然后再言其脱帽之情节。

陈独秀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前期领袖（中共“一大”至“五大”）。“五大”以后，共产国际为让其充当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种种策略失误的替罪羊，直接以非常手段解除其领导职务（1927年8月7日），直至开除党籍（1929年11月15日）。1929年陈与彭述之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托派”）。1932年10月15日被捕，到1937年8月23日释放出狱，同年中共就陈独秀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三项条件”，关键是要陈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遭到陈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沉思熟虑”六七年，陈终大彻大悟，从政治制度的根本处深刻地批判了苏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党的独裁”，指出“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朝闻道夕死可矣”。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带着清醒而不屈的灵魂逝世于四川江津。

毛泽东看陈独秀：从仰视到俯视

陈独秀革命一生，却先后获得了九顶“桂冠”：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托陈取消派、叛逆、反共产国际、间谍等，成为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反派人物。这与毛泽东的陈独秀观有着很大关系。毛随着他自己地位的升迁，对陈独秀诚如论者所云，有个由仰视，到平视，到俯视乃至鄙视的过程。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由“言必称康（有为）、梁（启超）”转向了“言必称陈（独秀）、胡（适）”，并模仿《新青年》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创刊之际恰逢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毛非常震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盛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圣至高的精神万岁！”毛与斯诺在延安窑洞聊起他漫长的革命历程，还承认：“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给的都大。”

建党之初，毛泽东曾一度当过陈独秀的秘书，他已由追星族走近了陈独秀。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曾阻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些毛自视甚高的宏文的发表。毛不免对“老头子”心生埋怨，怨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甚至骂陈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没有设身处地去体谅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命令心里不服组织上服从的无奈境况。心气甚高的毛泽东，此时或已由仰视而平视陈独秀了。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了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在延安时代，毛终于有暇顾及未来如何写党史，和斯诺的谈话与其说是追叙“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不如说他有志于重写一部以毛为中心的中共党史。此时他已高居宝塔山俯视中国大地，陈独秀也在他俯视的视野之中。虽没忘怀陈早年对他的影响，但他已附和斯大林的调子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之于陈独秀，甚至说陈是反面教员，是“不自觉的叛徒”。从1937年到1938年，苏联的“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延安的王明、康生立即造谣污蔑陈独秀为托派加汉奸，甚至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立即有王星拱等社会名流“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投书各大报纸，为之辩诬！过去的看法，王明、康生的行径似乎与毛泽东无关，甚至有违毛的旨意。但仅从1938年3月　《七月》（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鲁迅论》，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毛在《鲁迅论》中说：“他（鲁迅）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毛借用鲁迅的名义说事，与王明、康生的观点没根本区别，而且王、康的言论也绝非什么个人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建国前毛泽东曾两次对陈独秀有较公正的评价。1942年3月30日，毛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袖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又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为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姑且不去计较“总司令”这种比拟准确不准确，也不去辨析陈独秀是否发明了“标点符号”，也不去细论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的异同，更不去深研“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的关系，这里至少承认陈的两大功勋：其一，“五四”思想启蒙；其二，创造了（中共）党。此时的毛泽东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乃至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气势，陈的那点功劳，如今得由毛审定，说能讲就讲，说不能讲就不讲，强调的是说者的权威。或许由于陈生前不仅拒不认错，而且对“延安派”多有恶评，毛那“指点江山”的文字，长期秘而不宣，直到他去世后的1980、1981年才分别在《党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当为胡耀邦呼唤思想解放的结果）。

造神运动中的陈独秀

建国后，毛泽东一代雄主地位被确立，他更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创造了党”的陈独秀也被视为“俱往矣”的行列，毛对他的评价更是每况愈下，从而走向全盘否定。

一是“著名的大叛徒”、“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195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　上加了一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

二是“坏人”。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批判高岗、饶漱石时说：“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

三是“不愿继续革命的人”。1955年10月，毛泽东说：“本人也有不愿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继续了，张国焘不愿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

四是“不可救药的人”。1955年10月，毛泽东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

五是“反面教员”。1956年4月，毛泽东说：“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年8月，毛泽东又重申前说。

六是“反革命分子”、“分裂派”、“是敌我矛盾”。毛泽东说：“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中说：“现在的彭、黄、张、周的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实则是他“文革”中所谓无产阶段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先声。“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与“文革”中以非常手段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样，他给陈独秀加了种种“桂冠’，毫无根据地将之与蒋介石、沙皇、希特勒、美帝、日寇等混为一谈，难道不正与那所谓“两个继续”的理论在逻辑上打通了吗？

到了“文革”，对毛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毛泽东更是大讲特讲所谓中共五十年历史上的十次“大的路线斗争”，而他乃战无不胜的真理的化身，于是对犯了所谓“错误路线”的几大领袖的批判已登峰造极：“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因此不难想象，秉有九牛不回犟脾气的陈独秀如果活到建国初期，他的处境未必比王明好（王明当时还是中央委员，并允许两度去苏联治病）；如果活到“文革”，他的遭遇未必比刘少奇好（刘少奇虽是“文革”最主要对象，他毕竟还有检讨的姿态），真不知他会以何等方式离开这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