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

另外，他还提出了饱受关注和争议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的问题，这些都在1983年底的“清污”中受到批判和清算。“清污”标志着用“人道主义”来反思“文革”已告一段落。　　短暂的“清污”运动之后，思想文化界的“反封建”遂采取了比“人道主义”更为隐蔽的形式，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反传统”了。当“反封建”不能正面谈论的时候，人们谈论“人道主义”，当“人道主义”也不能谈论的时候，人们的思想遂聚焦于“传统”和“传统文化”了。　　事实上，与“人道主义”一样，“传统”和“传统文化”开始受到关注也是从1982年开始的。{41}前文我们已经述及：“文化讨论在我国真正‘热’起来，是从1984年开始的”。而且，从这一年开始，这一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已经转移，转移到“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上来，“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思”上来。这就是所谓“文化热”也即“反传统”的出现。早在所谓的“反‘文革’”和“反封建”阶段，人们即已认识到，“文革”是“封建思想”亦即“传统”的产物。因此，清算“文革”，不能不清算“传统”。而从1984年人们就开始集中力量清算“传统”和“传统文化”。这时，人们已普遍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思考“文革”的根源，于是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诸如“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文化观念对现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将从根本上铲掉‘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这场反思是“思想文化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文化热’可以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42}等等。把“反传统”看作是对“文革”更彻底的清算和否定，不仅是当年“激进反传统”派的看法，连对“传统”比较暧昧和温和的人，也持同样看法。譬如前面提到的甘阳，当年也认为：“近年来的‘文化讨论’实际上仍是七十年代末以来对‘文革’进行反省的继续和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文化讨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更确切地说，它实际上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反叛’。”{43}　　

从1984年开始的以“反传统”为内容的“文化热”，大体上以1986年底和1987年初为界，分为两个小的段落：前一个段落，虽然不乏“激进反传统”言论，但文化的色彩，乃至学术的色彩显然更浓一些，在这个段落内，“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和“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但从个人影响的角度看，李泽厚的言论起到了更大的导向作用，用“风靡一时”来概括，一点都不为过。在后一个段落内，虽然温和的理智的声音依然存在，但整个思想文化界已经沸腾起来了，“反传统”这时已带有明确的现实政治诉求。在这种背景下，那批于1983年底受到重创的“党内理论家”也重新起来，以他们为主，创办了以书代刊、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启蒙》，并以“时代与选择”、“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和“庐山会议教训”为名，连续推出了四辑。{44}“党内理论家”们的高调亮相表明，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短兵相接为内容的“理论热”再次喷涌而出，并导引着当时的“思想文化界”。　　走笔至此，在对“80年代”的认识上，笔者感到有几点人们似乎不应忘记：　　第一，思想史上的“80年代”是“文革”时代的对立物。这一点必须牢记！牢记了这一点才不会发生“时代错置”感。在这个意义上，把“80年代”直接称为后“‘文革’”时代可能最为恰当。无论那个时代的言论和做法在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和不可取，但如把它们放到反“文革”的背景下，都会变得入情入理。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把“80年代”抽离出它的特定语境而加以奚落和责难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尽管“80年代”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尽管这二十多年间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变化再巨，也不能构成人们进入“80年代”历史现场的障碍，何况，“80年代”历史的当事人和创造者们大多仍然健在。　　第二，整个“80年代”都属于“新启蒙”时代。“启蒙”绝不是“80年代”某一片段的性质，譬如说“‘启蒙’是‘文化热’的代名词”、“从1984年或1985年才开始”等等。“启蒙”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属性，从“反‘文革’”到“反封建”到“反传统”，全都是在“启蒙”。“新启蒙”是针对“新蒙昧”而言的，尤其是针对“新封建”而言的。而“文革”是一场典型的“封建蒙昧主义”运动，是“文革”结束之初学术理论界所形成的若干共识之一。“启蒙”在“80年代”具备统领一切的地位，这是没有疑问的。指出“法家”学说与“儒家”学说一样都是“封建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启蒙？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结束了“以一个人的是非为是非”的蒙昧观念，{45}是不是启蒙？把“人的价值”、“人的解放”、“人的个性”视为基本价值，从而结束了对虚幻“集体”的盲目依附，是不是启蒙？不容置否，这些全都是启蒙！其实，当时的人们就把这些都看作启蒙！“新启蒙丛书”的主编王元化在该论丛第五辑“编后”中专门说：“新启蒙”就是“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民主、科学、人道、法治、改革、开放、现代化，这些都是和启蒙相联系的”。

当被问及“新启蒙”和“五四”“启蒙”的区别与联系时，他当时说到：“两者有继承关系，也有共同性方面比如反对封建主义和肯定人的价值等等”，但“今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建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反对个人迷信、批判极左思潮、反对两个‘凡是’的基础上的。这是把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称作‘新启蒙’、以区别‘五四’启蒙思潮的主要原因”。{46}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也把“思想解放运动”本身看作是“启蒙”！今天看来，任何把“新启蒙”等同于“文化热”的说法和做法，显而易见都是对历史的背离！　　第三，在整个“80年代”，以政治思想观念反思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笔者赞成把“80年代”的知识圈划分为“理论界”、“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将“80年代”的研究趋于精细。但不赞成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理论界”似乎可有可无，“学术界”也好像微不足道，只有部分民间团体为主体的所谓“思想文化界”在执学坛之牛耳。实际上，整个“80年代”是个“理论的年代”：具体来说这个年代的主题是“反‘文革’”、“反封建”和“反传统”，笼统说来，贯彻“80年代”始终的则是“思想解放运动”。理论兴趣的极度高涨，是这个年代的最典型的特征。这一高涨局面可以说既空前又绝后，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人道主义”论战，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到“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辩难，理论的冲突与交锋始终主导着“80年代”的学坛走向。因此，贯穿“80年代”的一条基本线索是对几十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理论是非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其底蕴正在于此。除此以外，我们实在看不到还有另外的线索可以统领整个“80年代”。“90年代”被人们称作“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所表达的其实也是“80年代”是“理论的年代”这样一种看法。可以说，除了个别的年份外，“理论界”自始至终左右着“80年代”的舆论走向。这一点确定无疑。既然如此，那些所谓“党内理论家”们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始终处于主流地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些所谓的“理论家”们今天要么已谢世，要么虽仍在世但早已被边缘化，今天的学界早已没有那些理论家的位置了，从20世纪90年代起，早已经是当年那些“新生代”大学生、研究生的天下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所谓的“得天下者”有任何的权利来根据当下的位置随意为自己和他人安排历史上的位置！　

　的的确确，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从来都是由那些幸存者、胜利者和成功者书写的，此前的历史格局从来也都是由那些幸存者、胜利者和成功者出于自己当下的需要安排的。逝者已矣，他们当然无法安排历史了，如周扬、黎澍等“党内理论家”便是如此；而即使那些仍然活着但已经出局、已经失语的人，也不会再参与安排历史了，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历史也得眼睁睁地看着由别人来安排、乃至由对立面来安排。“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败者”已经失去书写历史的基本条件了，失去历史书写与出版的人脉关系了，譬如，如上所说，出版社不但愿意出版甘阳先生的新作，还非常愿意重印甘阳先生主编的旧作，而激进“反传统”派行吗？他们的东西还能出，还会有人愿意出吗？当然，还有一些活着的且仍然拥有部分话语权的人，他们却无意于安排历史，如庞朴、李泽厚等，这也许是真正的权威所具有的安全感使然，但正是他们的这份淡定，实际上却纵容了部分人在历史的不远处大着胆改写历史。　　“80年代”目前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笔者草拟此文，就是意在提醒人们，“80年代”正在从“现实”走入“历史”，“80年代”在未来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它将变成何种性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当下的言说。眼下许多人正在争夺“80年代”，一种“80年代”的书写竞赛似乎正在展开。而为人们所忧虑的则是，一些圈子和学界的主流人物，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话语权，以“80年代”当事人的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正在合谋篡改“80年代”！这种“篡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认可！

【注释】　　　　　
　　　　　　

①许纪霖把“80年代”以来的知识圈划分为“理论界”、“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应该说比较恰当，参见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总论”第1页。
②吴修艺：《中国文化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③庞朴：《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原载《理论信息报》，1986年3月24日。转引自刘贻群（编）：《庞朴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④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9、111页。
⑤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 陈明2001年对谈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 ～ 124页。
⑥吴修艺：《中国文化热》，第21页。
⑦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112页。
⑧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249页。
⑨刘贻群（编）：《庞朴文集》第3卷，第9页。
⑩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 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7页。
{11}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106页。
{12}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10页。
{13}同注{11}。
{14}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 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33页。
{15} 《孔诞、儒家与中国文化：从教师节谈起——李泽厚先生访谈录》，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14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16}同注⑩。
{17}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 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23页。
{18}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19}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65页。
{20}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58页。
{21}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62页。
{22}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63页。
{23}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106 ～ 107页。
{24}刘晓波：《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25}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26}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载《中国》1986年第10期。
{27}谢选骏：《传统文化已经终结》，载《电视月刊》1988年第10期。
{28}至于甘阳先生在翻译西学典籍方面所付出的劳绩，对学界沾溉之大，无须多言。笔者本人就从他所翻译的《人论》这一名著中得到很多专业上的教益，该书第10章“历史”，直到现在都对笔者在“历史知识的性质”讨论中所持的立场有决定性的影响。
{29}有采访者问甘先生：“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你……”，甘先生在答语中对“主将之一”的称法并未有推辞，在其他场合“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还处处突出这一形象。
{30}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205页。
{31}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177页。
{32}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第4页。
{33}例如：影响“80年代”后半期社会思潮的不是三大丛书编委会，而是四大丛书编委会，而且，就四大丛书而言，其影响和地位也不是均衡的，被许纪霖所忽略的，恰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套丛书即“《新启蒙》丛书”及其编委会。许氏不一定是故意视而不见：这里实际牵扯到对“新启蒙”思潮和“80年代”时代主题及其基本价值的估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才导致对“80年代”认识上的许多盲区的存在。另外，千方百计低估那一批所谓“党内理论家”在“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也是最近十几年来所谓主流学界所制造的主流倾向。对“80年代”时代主题理解上的偏颇则是导致这种低估出现的认识论根源。
{34}黎澍在1981年初指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封建残余，这个问题是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发现的，原先没有想到。”参见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35}1979年2月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黎澍指出：“回顾我党三十年走过的道路，我们要研究党在什么地方失策了，出了毛病……忽视对封建残余的改造，后来甚至把封建势力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求助于法家的亡灵是其显著的表现之一。”吴江指出，黎澍这一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共鸣，不久党就“正式向全党全国郑重提出了继续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参见吴江：《我们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载《新观察》1988年第12期。
{36}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第168页。
{37}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页。
{3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3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99页。
{40}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第419页。
{41}吴修艺：《中国文化热》，第1、3页。
{42}吴修艺：《中国文化热》，第135 ～ 136页。
{43}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第105页。
{44} “《新启蒙》丛书”本已编完六辑，第五、六两辑因故未及刊行。参见王元化：《〈新启蒙〉编后六篇》，载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4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99页。
{46}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 ～ 190页。 　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