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

【内容提要】作为一段被符号化了的特殊时期，“80年代”正在陷入一场多方合谋的书写竞赛，事关“80年代”本来面目的许多重要问题正在被肆意改写和重构，其肇因皆在于对这一思想史上特殊时段的思想主线有意无意的背离。“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整个“80年代”文化思潮的演变环节依次是“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再往后才是所谓“文化热”，而贯穿各个环节的中心线索是对“文革”的反思。“启蒙”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属性，从“反‘文革’”到“反封建”到“反传统”，全都是在“启蒙”。因此，整个“80年代”都属于“新启蒙”时代。

Abstract：　As a special， symbolized period， the decade of 1980s has become an historical chapter various parties have conspired to make the writing of it a literary race. As a result， many issues that are crucial to representing the decade in its original face have been revised and reconstructed at will. Whether intentionally or not， the main ideological thread that runs through this special period has been dimmed with aberra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entral issue of 1980s is “how to prevent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happening again”， and the central topic is “anti-feudalism”.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entire 1980s is from “anti-Cultural Revolution” to “anti-feudalism”， then to “anti-tradition”， and lastly to the so-called “cultural zeal”. The whole evolutionary process is interspersed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Enlightenment is the essence of the entire 1980s， for it underlies the transition from “anti-Cultural Revolution” to “anti-feudalism” to “anti-tradition”. In other words， the entire 1980s belongs to the epoch of “New Enlightenment”.

　　在人文时间的长河中，某些特定的时刻、某个特殊的年代，因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常常被后人赋予某种特殊的地位，因而被屡屡提起并持续放大。20世纪中国的“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代。尽管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国力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取得了“80年代”所无法比拟的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但这些依然无法掩盖和冲淡“80年代”在思想史上的光辉。所以，自“80年代”终结二十多年来，这一特定时段一直是学界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综观这些议论，笔者感到，作为一个被“叙述”和被“重构”的对象，“80年代”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在今天竟然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面目全非，尽管它的创造者和当事人仍然健在。

一

　　在“80年代”终结之初，受制于当时特定的语境，有一部分学人对“80年代”取一种“落井下石”的态度，尽管这一点是通过反省“80年代”的所谓“学风”这一学术形式出现的。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的自觉适应和顺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学界内部分裂的继续，一部分人实际上在借势打压另一部分人。笔者认为，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在这里，对“80年代”的内部构成和自身演变的不同阶段稍作剖析，显然是必要的。笔者感到，这里首先必须界定一下“80年代”的时间范围。“80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其实早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了一样。换句话说，如同“五四”并不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专指一样，“80年代”也不是1980 ～ 1989年这十年的特指。被人们所反复提起的“80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198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这个特殊时期，笔者认为用“后‘文革’时代”来概括可能更为准确，更具有符号意义和思想史意义。　　从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实际历史情境看，这个思想史上的“80年代”，可以具体断分为三截：一截是从“文革”结束到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持续了大约六七年的光景，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反封建”，主要矛盾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观念博弈，通常所说的“思想文化界”其时的确尚未形成，这一时期最醒目最活跃的的确是所谓的“理论界”。①从1984年开始至1986年底，构成了“80年代”的第二截，这一截突出的主题是“文化热”，是“反传统”，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文化界”基本形成，但活跃的“理论界”这时仍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从1987年春至1989年的春夏之交，构成“80年代”的最后一截，这一截的主流思潮除继续“反传统”、“全盘西化”外，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思想博弈又重新浮出水面，并酿成严重后果。　　与上述时段划分相一致，在整个“80年代”实际上有三部分人在活动。在第一个时段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党内理论家”，他们主要是以周扬、于光远、黎澍、王若水等为代表，由他们组成并领导的“理论界”主宰了当时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是这批人而不是其他人来叱咤此一时期的理论风云，主要是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思想的堡垒尤其如此。以周扬为首的这一批人，可以说都参与了延安整风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周扬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充当了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言人。而这些人在“文革”前期均被打倒，“文革”后期又陆续复出，基于这种特殊身份，“文革”甫一结束，思想理论界就迅速成为他们的天下，形成“礼乐征伐”自他们出的局面。清算“文革”、反思党史、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反对“封建主义”、起用“异化”概念、主张“人道主义”、推动“理论务虚会议”的召开、参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和讨论等等，是这一批人在此期间的主要活动。而1983年10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则使这一批“党内理论家”遭到迎头一击，并在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这一部分人倒地之后，原来处在第二线的一些比较纯粹的学界中人则被推到了思想理论界的前沿，这就是以李泽厚和庞朴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界”的崛起。以李泽厚和庞朴为代表的这批人，事实上从“文革”一结束，也投入到了汹涌澎湃的清算“文革”的一系列活动中去，但他们所从事的基本上都是学术文化方面的“反思”活动，而这一方面的活动与周扬等人进行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反思”活动相比，不能不处在第二线，所以，他们起初只能充当“党内理论家”的援军和追随者，而这时他们则当仁不让，大步走上了前台。与此同时，一场铺天盖地不期而至的“文化热”的到来，更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文化热”，而且主要是“传统文化热”，不能不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有关，甚至不能不与古典学术素养有关，这样，李泽厚、庞朴等凭借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思辨天赋而领袖群伦。同时，以“新三届”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时也崭露头角，开始亮相。　　1986年底和随后的一些事件，一方面使“文化热”遭受重创，另一方面，在新一波思想解放潮流中，“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倾向反而得到强劲反弹，更加不可阻挡。在此期间，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狂人”和纪录片《河殇》的编创人员，最能反映这一时段社会思潮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指向。由于整个文化界已经基本走向“激进”的顶点，在前一时段执文化界牛耳的李泽厚和庞朴，则因对“传统文化”保存有若干“温情”与“敬意”，此时已显得有些“落伍”和“过时”，甚至已成为被批判和清算的对象。而成为这时学坛主力的，则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则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两大青年学者群体。刘小枫是当时青年学术群体中风头甚健的人物，他的《拯救与逍遥》强调对人生超验价值的追求，把人的个性推到了中心的位置，实质上是在要求从被政治概念化了的人向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的解放，可谓极一时之盛。但是，尽管这两个群体也同样在为“全盘西化”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但他们当时在势头上是难以与“狂人”相提并论的。这不是说“狂人”比他们做得更好，而是“形势比人强”。这就是历史！当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为时风所动，更愿意沉下心来走所谓“纯学术”之路的人，这时也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影响来，这在当时当然不被重视，而且，这些人对自己备受冷落的状况也并不满意和甘心。

二

　　应该说，近几年对“80年代”的叙述，与不同的知识群体在“80年代”的上述不同位置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对“80年代”的历史书写，会因“书写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自我呈现的。而且，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成功者叙述出来的，以往的历史格局也从来都是由那些幸存者、有可能有条件言说与书写历史者安排的。从下面我们将要提及的对“80年代”的不同叙述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历史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势利鬼。　　譬如，“80年代”最突出的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热”的出现。但“文化热”始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认定。一本写于1986年，出版于1988年的“文化热”研究专著指出：“文化讨论在我国真正‘热’起来，是从1984年开始的。”②而这一“文化热”的主角之一庞朴先生，于1986年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到了1983年尤其是1984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从总体上研究中外文化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于是一个澎湃的文化热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③作为“80年代”的著名当事人，甘阳先生近年来对“80年代”也多有议论，那么甘先生又把“文化热”的开端指向何年呢？他说，“文化热”始于1985年。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热”究竟开始于哪一年？这一看起来并不紧要的时间的确定会对人们认识“80年代”产生何种影响呢？内中又隐藏着哪些玄机呢？笔者以为，从各种情形看，说“文化热”形成于1984年是可信的，其中最主要的根据，是1983年底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此一事件，如同上文所说，宣告了“文革”结束以来，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现实政治问题的时代的中断。这一时代尽管中断了，但1977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运动并未停止，人们关注现实的热情并未减退。虽然不能直接谈论现实问题了，但人们依然选择了间接谈论现实的方式，这就是“文化热”突然而至的背景。对此，“文化热”的另一主角李泽厚近年说，“文化热”里“实际上包含很多政治内涵”，“文化热里实际上是借文化谈政治”，“文化热”“后面的潜台词是政治，讨论者是不是就（能）自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问题”。⑤实际上，有研究者当时就指出：“1984年以后，理论界的文化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方向性转变。……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已经转移，开始转向现实，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重点转向近现代，转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反思。”⑥总之，“文化热”的崛起不是在1983年，也不是在1985年，为何恰恰是1984年，就是源于1983年10月份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所导致的言说环境的变化。但是，甘阳先生为何一口咬定是1985年呢？原因大概在于，他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1985年开始启动的。这样，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新纪元是由这个编委会开辟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就过渡到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80年代”那场“文化热”的“主体”是谁？对此，甘阳先生在一一列举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员后断然指出：“主体是知青一代中的文化人。”⑦大概是感觉到这样说有问题，他后来在接受访谈时纠偏说：“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此外，刘再复、王蒙等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级人物。比他们年龄更大些的许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跃。……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⑧总之，“80年代”并非只有知青，但主体、主力是知青。而且，也不是笼统的“知青”，主要是学习“西学”的“知青”，作为主要学习“西学”的知青的“头儿”，甘阳先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他在“80年代”文化热中的领袖地位。　　大体说来，“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有两拨人在推动：一拨是所谓“主将”系列，另一拨是所谓“急先锋”系列。在“主将”系列中，我们可以断言，肯定不会有甘先生！在笔者看来，能够进入“80年代”“文化热”主将系列的恐怕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他们三个在当时、尤其是在当时的一代青年学生中堪称“如日中天”！李泽厚的“三大思想史论”，当时的青年学生人手一编，谁不阅读？！他所提出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风靡学界，被相当多的学人作为回顾与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与工具；他的所谓“主体学论纲”，为整个新时期知识界“主体”的觉醒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的“西体中用”论，则是此一时期最著名最有诱惑力的文化主张。与李泽厚相比，庞朴作品的“思想”力量可能相对弱一些，但“学术”的品位则似乎更为纯粹，他可能堪称此一时期“文化热”的灵魂人物。他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中庸”平议》等文章，开近30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先河；他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著名演讲，以隐喻的方式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定位为新的“五四”运动；他提出的“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命题，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他在“文化热”兴起和进行的同时发表的那些评论、讲话和访谈，随时引导和推动着“文化热”向纵深发展。至于王元化，他则是用两个行动确立了自己在“文化热”中的“主将”地位：一是主编了此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丛书《新启蒙》，从而给“80年代”作了最传神的命名；二是在海内外对“五四”的是是非非议论纷纷的时刻，挺身而出为“五四”作了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辩护。总之，今天看来，只有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的作品，最足以传达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其他任何人的东西都无法将人直接带回那个年代。　　与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为代表的诸先生相比，甘阳诸位不但在年辈上低一代，而且在对当时整个社会和知识界的影响力上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甘先生是不能与上述三位相提并论的——他非但不能以“主将”自居，即使将他放入所谓的“急先锋”系列，他也说不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谁才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甘阳先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其他言说者更是清清楚楚。不过，要把此点说透，似乎还需稍费笔墨，因为这与左右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思潮紧密相关。当时的主流思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全盘西化”，是激进“反传统”！无论时人还是当事者事后的回忆，都认为这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取向。远在“文化热”的兴起之时，庞朴就敏锐地感受到：“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⑨李泽厚在近几年的回忆中也屡屡指出，“80年代”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反传统”、“全盘西化”。⑩其实，包括甘阳自己，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也都认可这一点，他在写于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反传统”的“激进态度”，“确实可以说几乎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绪”。{11}近两年他仍然强调说：“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12}　　“80年代”“文化热”的主流是“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这一点当时或现在都可以说是鲜有异辞！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甘阳先生即使在所谓“急先锋”系列中仍处于附属地位，根据就在这里。

三

　　还是让我们先从甘先生的看法谈起。在说到谁是“80年代”“文化热”“主流”的代表时，甘阳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是他自己，理由是他在《读书》1986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所以，“海内外一些论者都把该文看成是‘一派’的代表之一”。哪一“派”呢？“反传统”派也。“一种流行的分法认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为一派，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学’为一派，我和其他一些人则为‘反传统’的一派。”{13}尽管甘阳认为“这种分法其实意义不大，而且易使问题简单化”，但他却通过引证这种“海外”的“分法”，佐证了自己已经获得与李泽厚、杜维明并驾齐驱的地位。可是，笔者在此必须指出：这是一次对“80年代”思想地图的最大改写。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甘阳及其团队都称不上是那个年代“反传统”一派的代表，因为谁都知道，“反传统”一派的最大代表是“狂人”和《河殇》撰稿人。尽管“谁都知道”，但仍须“拿证据来！”在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种证据供大家作为判断的基础。一种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如李泽厚在接受访谈忆旧时，数度提到“狂人”在当年的影响，如说当时“狂人”风靡一时，{14}还说当时“狂人”那么受欢迎，“他的文章的确是洛阳纸贵”，{15}又说像“狂人”那样“极端反传统，我不赞成”，{16} “我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文化，我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以“狂人”为代表的人，则“把一切最后都算到文化上面”了。{17}作为“80年代”最重要最著名的当事人，李泽厚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但他显然没有把甘阳作为“反传统”一派的代表，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种证据是严谨详实煌煌百万言的总结性“文化热”研究专著《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一书，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涉及“反传统”派的章节中，几乎全部以“狂人”和《河殇》撰稿人为这一派的代表。全书也有一两处提到了甘阳的观点，但并不是作为“反传统”的代表性意见提到的。{18}作为一部写于“文化热”二十年后的总结性著作，一般是不会遗漏一个重要或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还有一种证据似乎更有说服力，那就是1989年之后若干年所掀起的对激进“反传统”派和“全盘西化”论的批判中，被推上审判台的是“狂人”、包遵信和金观涛等人，以及《河殇》撰稿人，甚至也包括对“传统”比较温和的李泽厚等，唯独未见有人批判清算过甘阳先生及其团队！甘先生在那个特殊时段不站出来充当“文化热”的“替罪羊”，却等到人们开始怀念“80年代”时，鸠占鹊巢，冲出来代“反传统”派领奖，难免让人觉得有失公道。　　那么，除甘阳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并未把甘阳先生视作当年激进“反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原因何在？原来，甘阳先生不是不“反传统”，而是在他似乎彻底“反传统”的同时，对“传统”又表现出了若干暧昧。即以他的《说传统》为例，尽管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中西之争”实质上是“古今之争”，“中国要走入‘现代’世界，这就不能不要求它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它路可走”，{19}但他在此文中仍多次申明，“反传统”不是“要扔掉过去”，{20} “毫无疑问，儒道文化在今日以及今后都仍将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起着作用”，{21}我们要“把儒道文化都带入一个新的更大的文化系统中”。{22}如同他自己在1988年10月所说：“尽管‘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把传统文化统统扔光，更不意味着我们这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感情瓜葛。……换言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23}大家知道，1988年正是当时整个知识界“反传统”思潮登峰造极之时，《河殇》的播出所引起的“反传统”震荡又给这一思潮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一时段，甚嚣尘上、滔滔者天下者是“狂人”等“传统文化”掘墓人的言论：“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24}“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孔孟之道的废墟上建立现代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25}“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26}，“传统文化已经终结”{27}。把甘阳与“狂人”等两相对照，人们选择“狂人”来作为“80年代”“反传统”派的代表，明显不是偶然的。无论在与“传统”决裂的程度上，还是在“反传统”言论的系统性和清晰度上，抑或是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上，甘阳均无法与“狂人”等人相比拟。　　二十年之后再反观上述两方的言论和观点，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叹服，甘阳先生是对的，他确具先见之明。他对“反传统”的若干保留态度，他对“现代化”狂热的某种警觉，都远远走在知识界的前列，特别是在我们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恶性现代化”时，我们更要对甘阳先生表达钦佩之意。{28}然而，无论甘先生当年的意见在今天看来多么可取，多么高瞻远瞩，都不能成为改动“80年代”思想文化地图的理由。因为，价值判断在任何意义上绝不能转换为事实判断。甘先生当年的论断是否正确是价值判断，而甘先生本人在“80年代”思想文化地图上的位置高低则属事实判断。反过来也一样，无论“狂人”等激进“反传统”派的言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浅薄、多么幼稚，甚至多么“反动”，同样也不能改变他的作品在“80年代”思想文化界“洛阳纸贵”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