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

四

　　客观上不能改变的东西在今天的学术言说中却似乎已经改变了，甘阳先生在今天似乎已成为整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人物。笔者认为，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率先在无意中完成了对“80年代”的这一重塑。《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第一部有关“80年代”的书，汇集的访谈所涉及的对象也比较广泛，能帮助人们全面感受和了解一个相对完整的“80年代”，因此，该书在推进学界研究和思考“80年代”方面，可以说功不可没。编者本人在“写在前面”中所表达的对“80年代”的许多理解和看法应该说也很精当，其中若干篇访谈富有深度，堪称精彩。总之，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但是，笔者也不得不指出：这是一本有“80年代”之名而无“80年代”之实的书。号称访谈“80年代”，竟然没有一个“80年代”的中心人物，这是此书最大的问题。很难想象，一本不包含李泽厚、庞朴、王元化、“狂人”、金观涛等人内容的书能称得上是一本关于“80年代”知识界的书！众所周知，“80年代”知识界最典型、最富象征性的现象是“文化热”，而“文化热”和上述诸人密不可分。《八十年代访谈录》所涵括的访谈对象，其实只有两个人与“文化热”有关，这就是甘阳和陈平原，其中甘阳和“文化热”的关系似乎更大一些。但如上所说，这两个人尽管都是“80年代”的名人，但显然并非“80年代”的中心人物，显然不能反映“80年代”的总体精神特征，尤其是不能反映当时青年一代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这一基本的文化诉求。所以，笔者认为，《八十年代访谈录》所提供的是“主体缺席的80年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对当下读者的“80年代想象”容易产生比较严重的误导：由于“文化热”是“80年代”的中心事件，由于在所有的访谈人中只有甘阳和这一事件有比较深的关联，于是，此书就给人们造成一种甘阳是“80年代”的“中心人物”的假象，所谓“文化热”“主将”的说法就是这样产生的。{29}“文化热”毕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今天的年轻读者对“80年代”已经全然陌生，再加上《八十年代访谈录》是第一本有关“80年代”的书，所以，年轻读者就有可能把此书所随意提供的图景当作是“80年代”的真实图景，而唯一“在场”的甘阳自然而然就处于这一图景的中央了。　　

问题不在于查建英如何安排“80年代”，如同她自己所说，整个“80年代”期间她只有很短时间呆在国内，问题是作为“80年代”当事人之一，对“80年代”应该了如指掌的甘阳却有意无意地认可了她所提供的图景。不仅如此，在与《八十年代访谈录》同一年推出的《古今中西之争》一书中，甘阳还在千方百计地强化《八十年代访谈录》所提供的图景，或者说为此书中他的访谈提供注脚。另外，甘阳又把他于1987年和1988年编辑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第一至五辑再版问世。由于与此同时，“80年代”其他那些在“反传统”方面更有影响或更为重要的代表作无法同时重印，这就更加强化了甘阳是“80年代”知识界“反传统”派唯一代表人物的印象和想象！尤有甚者，甘先生还进一步误导今日的读者，如他在与查建英的访谈中强调指出：“当时整个学术界的势头是西学在领导，所以显得西学比较突出。”{30}

又说，“80年代”“是西学为主，绝对是西学”，这样，“我们就处在比较特殊的一个位置上”，“80年代”的“整个氛围是人文的氛围，而且人文氛围是以西学为主的氛围”。{31}这是典型的偷换问题偷换概念！没错，“80年代”的主流思潮是“全盘西化”，但“全盘西化”绝非“西学为主”，那时人们其实是拿着一个笼统的“西方”或“现代化”的概念去“反传统”、去批判所谓“封建主义”，就如同人们拿着“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封建主义”一样，“西方”、“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其实都是批判者手中用来“反传统”的工具而已。如果硬要说以谁为主的话，笼统地说是以“文化”为主，具体地说则是以“传统”为主或以“传统文化”为主，因为“文化热”所“热”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传统文化”，因为要“反”、要“批判”、要“踏倒”的是“传统文化”，所以，必须研究、弄清楚、弄明白“传统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就自然而然地“热”起来了。可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学界无不认定“文化热”是“传统文化热”，包括甘阳先生本人在内也是如此。如同前文所说，我们之所以把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三位先生列为“文化热”的主将，就是基于“文化热”是“传统文化热”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甘阳先生把“文化热”婉转地说成是“西学热”，其用意不言自明。但不管甘阳如何雄辩滔滔，他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具有反讽意义的事实：“全盘西化”的“80年代”却以“传统”为主，“回归传统”的“90年代”则以“西学”为主。　　

在参与近年对“80年代”的历史重塑中，笔者认为，许纪霖撰写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一书中的“总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此文的一个基本缺陷，是常常根据历史当事人的自我陈述、自我认定来叙述历史。譬如，作者在描述整个“80年代”主流思潮的嬗替时说：最初是“科学主义”，接着是“人道主义”，然后从1984年至1985年开始则是所谓的“新启蒙运动”。{32}

最初的所谓带有“科学主义”特征的阶段，作者在注释中指出，系根据刘青峰的相关研究作出的判断。众所周知，刘青峰作为金观涛的搭档，她的相关认识可以视为当事人的自我陈述，而当事人自我陈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常常自我放大，所以，历史学家一般不能不加批判审查就拿来直接使用。“文革”结束之初，人们的确向往“科学”，呼唤“科学的春天”，但由此说思想解放运动史上有一个所谓的带有“科学主义”特征且能与“人道主义”阶段并立的时期，则大概是所谓“科学派”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只能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不能据此得出历史性的结论。许纪霖对思想史线索的上述勾画的另一问题，是认为“新启蒙运动”从1984年或1985年才开始，这更是根据一些当事人的自我陈述所作出的误断。事实上，整个“80年代”都应该用“新启蒙运动”来概括，人们从“文革”结束之后实际上就一直在“启蒙”，“新启蒙”是针对着“新蒙昧”来的，没有“新蒙昧”，何来“新启蒙”？“文革”，早在其结束之初就被视作“封建蒙昧主义运动”，所以，“反‘文革’”、清算“文革”，实际上就是“启蒙”，“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是“启蒙”。由于这是一个事关“80年代”整体的大关节，笔者将在下文列专节予以探讨，这里从略。总之，把“新启蒙”的发端定在1984年或1985年，看来仍然是出于历史当事人的自我放大。　　在笔者看来，许氏此文另一大问题，是想方设法淡化、削弱和缩小以“狂人”为代表的“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又千方百计强调和突出甘阳、金观涛等人的地位。在整个相关论述中，“反传统”思潮竟没有在一处被正面言及，充斥版面的则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如何如何、“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如何如何、“中国文化书院”如何如何……总之，他们的活动似乎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主角，而“文化热”的真正“主将”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等先生，在许氏笔下则降为“重要参与者”，至于“反传统”的真正代表人物“狂人”，只在一处被偶然提到，似乎可有可无，甚至已完全成为“不在场”的人物，“80年代”“文化热”的真相或本来面目就这样被遮掩了。看得出来，纪霖兄这里仍不自觉地用价值取代了事实：因为激进“反传统”除了在政治上被判刑之外，在思维和理念上也被证明为“错误”，所以就似乎不值得叙述了，或者至少没有必要正面去说了。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在近二十年儒学复兴的总体语境中，激进“反传统”一脉在学术界几乎已成“绝户头”，已无生存发展的空间，当然也就没有了传人，而上述那三个所谓民间团体不仅均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这三个团体的人员还又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术界的骨干力量，甚至在各自领域里已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于是，他们在“80年代”的形象和地位也就相应地被放大了。许纪霖的相关认识可能与这一情景有关。但这种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的地位来安排“80年代”格局和座次的做法，实为一种典型的“后设叙事”。

五

　　前文笔者就“80年代”一些具体问题与三位先生作了简要商榷，下面将略费笔墨，集中探讨一下“80年代”的思想究竟是按照什么线索向前逻辑运行的。因为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廓清笼罩在“80年代”思想史的上种种思维迷雾，准确探知“80年代”的时代主题，从而获取整个“80年代”思想脉动的全息图谱，并进一步对“80年代”的各种思潮及其价值作出恰如其分的衡断。事实上，目前有关“80年代”判断中所出现的问题，皆肇因于对这一思想史上的特殊时段思想主线有意无意的背离。{33}　　

的确，每个时代、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中心问题和中心论题，那么，“80年代”的中心问题和中心论题是什么？这是谋求概括“80年代”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我们说：“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事实上，整个“80年代”文化思潮的演变经历了一系列环节：最初是“反‘文革’”，然后是“反封建”，接着是“反传统”，再往后才是所谓“文化热”，而贯穿各个环节的中心线索是对“文革”的反思。　　

历史在哪里断裂，历史也会在哪里重续。因此，谈“80年代”必须先谈“70年代”，就像谈“90年代”必须先谈“80年代”一样。而“70年代”是什么呢？是“文革”！很难想象，不谈“文革”，能说清楚“80年代”。作为共和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文革”有着自身的复杂内容和诸多面相，但无论是从与“后‘文革’”时代的思想史的关联来看，还是从“文革”自身的演变逻辑来看，“评法批儒”都是历史的“断裂”和“重续”所在。“文革”结束于“评法批儒”，自然“80年代”也就从清算“评法批儒”开始。而正是“评法批儒”和清算“评法批儒”，使得“70年代”的思想史与“80年代”思想史贯通起来。所以，当“文革”以“四人帮”的被抓捕而宣告结束后，思想界学术界的“反‘文革’”的最重要举动，就是重评“儒”与“法”。　　

撇开毛泽东发动“评法批儒”运动的现实动机不谈，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毛泽东的“批儒”和“五四”以来的“反孔”，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脉相承，国外许多学者在纵论20世纪思想史时，就是因此把“文革”的“反孔批儒”看成是“五四”的继续。实际上，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件。现在看来，其间的一个重大或本质差异在于：“文革”期间的“反孔批儒”是以所谓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为背景，而“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则以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为背景，换句话说，后者以“传统与现代”为言说框架，前者仍然局囿在“传统”本身之内。更近一步说，“文革”的“反孔”是反“奴隶制”，不是反封建，而是鼓吹封建；而“五四”的“反孔”则是所谓彻底的“反封建”，所以，把“文革”的“反孔”与“五四”的“反孔”相提并论，完全是不明就里。　　

毫无疑问，“文革”时期的“反孔”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动机的。“反孔”不过是“借孔子说事”，“批儒”当然也只能是“由头”。“评法批儒”的发动者们，从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把孔子定位为正在瓦解中的所谓“奴隶制时代”的代言人，把他对“周礼”和“周公”的向往看作是对“奴隶制”的“复辟”，是开历史的倒车，其现实寓意在当时路人皆知。但是，正是“四人帮”集团在“批儒”的同时的“评法”言论，暴露了这一集团的“反现代”本质。如同上文所说，“四人帮”的“反孔批儒”完全是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的，所以他们的思想资源不是“现代化”和“个人主义”，而是历史上的“法家”学说。他们实际上把自己比同于当代的“法家”。

“四人帮”以“法家”自居当然绝非偶然！江青集团的反市场贱商业与“法家”反市场贱商业实际上一脉相承，“奖励耕战”、“抑制工商”是他们共同的法术，其目的在于千方百计巩固农耕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维护农业文明。在闭关锁国的前提下，“四人帮”只能从历史上“法家”那里寻找反市场反现代的思想资源，这是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高扬“法家”的原因之一。由于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儒表法里”，反去了“儒”就光剩下“法”了，而且，又由于把“法家”作为“封建”的象征，高于“奴隶制”，所以，“反儒”的“法家”就似乎成为历史前进方向的代表了，这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批资本主义就似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一样。　

　“四人帮”崇尚“法家路线”并力图以秦始皇为榜样实行“法家路线”，这一思想特征把思想界的“反‘文革’”引向“反封建”。{34}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均在“封建”范畴之内，均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一个是“王道”，一个是“霸道”；一个是“仁政”，一个是“暴政”而已。所以，当学术界对“评法批儒”清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识之士突然意识到儒法原来是一家，都姓“封建”，“四人帮”自比于“法家”，正是他们对自我本质的确认。于是，一股“反封建主义”浪潮迅速席卷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反封建主义”问题提出之后，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此前，人们似乎仍然在“党内斗争”的框架内来定位和反思“文革”，现在，“文革”已被人们放在“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关系的背景之下了。　　

毫无疑问，“反封建”是贯通整个“80年代”始终的中心话题，但这一话题因应具体情势在不同时段而有显晦之别。大体说来，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思想理论界已从“反‘文革’”进入“反封建”阶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最大贡献，是结束了长达几十年一浪高过一浪的造“神”运动，把“神”还原为“人”，而是“人”就不能与“真理”划等号，就不能搞“凡是”。正是这一讨论，使人们认识到，“文革”的观念基础是中世纪的封建蒙昧主义，是非理性的宗教狂热，是所谓的“现代迷信”或“个人崇拜”。“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之类，则是这种“蒙昧”和“迷信”的典型写照。“文革”原来是一场“封建”大“复辟”，是一次帝王思想的大泛滥，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人们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反封建”的号角由此吹响。　　

从1978年至1981年，可以说是理论界“反封建”高调行进阶段。这一阶段的顶点是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为标志的上层对“反封建”主张的认可与接受，“反封建”似乎一度被主流化。{35}在这一阶段，针对“文革”反现代反民主的“封建”属性，人们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进行了揭露与清算。在人们看来，“文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封建主义”均有猖獗表现。政治上，一言堂，无现代法治可言；经济上，搞农业社会主义，一切官营官办；文化上，“罢黜百家”，依言定罪；社会生活上，全面体制化，“民间”已不复存在。在这一时段的“反封建主义”思潮演化中，有一个人物和一份杂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冲锋陷阵作用，值得在此记上一笔。这个人和这份杂志就是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黎澍最早看出“文革”的“封建”本质，认定“四人帮”实行的是“法家路线”，而且，“四人帮批孔，不是反封建，而是鼓吹封建，鼓吹法家的封建”。{36}别具只眼，把农民及其起义看作是“封建”范畴内的现象，也是黎澍这一时期的主要发现。他由此大声疾呼并极力推动整个理论界“反对封建主义”。《历史研究》杂志这时则充当了“反封建”的主要阵地，其作用堪与当年的《新青年》相媲美。《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试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农民与反封建》等文，是此一时期刊发在这一杂志上理论界解剖、清算“新封建”的代表性论文。　　

作为一种主流思潮，“反封建”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到了1981年，这一思潮的主流地位似乎就结束了，但下降的仅仅是这一思潮的地位，这一思潮本身却并未销声匿迹。事实上，这一思潮不仅潜滋暗长，甚至还更加汹涌澎湃，只不过采取了另外的形式—— 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这就是“人道主义”和“反传统”思潮的出现和主流化。　　早在“文革”结束之初，探讨“人道主义”的文章即已出现，但“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文章大量出现，到1982年、1983年形成一股热潮”。{37}看得出来，当显性“反封建”阶段终结之日，正是“人道主义”讨论走向前台之时。“人道主义”讨论，实质上是前一阶段“反封建”的继续。“反封建”与倡导“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前者致力于“破”，后者着眼于“立”，两者的落脚点都是对“文革”的反思。李泽厚对此间的联系曾做过深刻揭示：“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尧舜，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以至‘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38}“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39}在这一时期，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推王若水。“王若水的文章引起热烈讨论，其中表示赞同并发挥王若水观点的文章占多数。”{40}可以说，主要是他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等文章掀起了这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