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依附与融合

　以任列尼为代表的东欧社会学家以“目的论知识”（teleological knowledge ）来指称这一“新型知识”。他们认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是狭义的技术性知识的拥有者，至为关键的是目的论知识。任列尼欣赏古氏以CCD来定义知识分子，但他同时又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是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特征是技术性的（know-how）知识支配了目的论的知识；另一种则是在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未伴随着市民社会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目的论知识占据了支配地位（Szelenyi， 1982a）。东欧社会学家尽管没有明确界定目的论知识，从理论阐释中可以看出它所指的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知识”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拥有这一知识之后，它便具备了如资本转换一样的功能，可以充当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位置之间流动的媒介（Konrad & Szelenyi， 1979：151）。 　　

古尔德纳的新阶级理论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和广泛的新阶级，新阶级的成员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还有权力不断增长的技术官僚、科学家、专业人士。他预言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化（professionalism）浪潮使得具备文化资本所有权的知识分子最终取代旧阶级的权威，成为新阶级 （Szelenyi， 1982a； Freidson， 1984）。在新阶级的研究中，古尔德纳首先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入手，因为它并未清楚界定知识分子的角色。他认为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的社会位置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们享有相当的自主，常常不参与阶级联盟，但是由于受到人数数量有限的限制，他们无法以自身的名义追逐权力，又只能借助和其它阶层的联盟；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虽然使之能够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代表，成为理性社会变迁的历史代理人（agent）），但是从具体分析来看，革命知识分子又并非像自身所宣称的那样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有瑕疵的同一阶级”（flawed universal class），因为无论他们宣称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他们同时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Gouldner， 1979： 9-10； 83）。 　　古氏新阶级理论最重要的经验贡献是他考虑到了西方知识分子中的“反资本主义” 特征，有助于解释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悖论现象，就是与经典理论相背离的所谓的“保守的工人阶级”与“激进的中产阶级”。这两种称谓是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对于激进的事业，如反越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环保运动的积极参与，并寄以热望，而工人阶层却往往漠然视之（Szelenyi & Martin， 1987）。因而他断定知识分子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反资本主义力量，社会的主要结构矛盾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与新兴的文化资本阶级的矛盾。　　

但是，古氏建构的这一文化资本和新阶级理论的取向导致他不能顾及教养有素的精英内部的分化，以及知识分子当中确实存在的亲资本主义性。并且，他过分强调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一致性，过分渲染了知识分子渴求权力的激进主义倾向。吊诡的是，七十年代末之后，西方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倾向已经过时，在新一代拥有高等教育的年青人中保守主义占了上风。古氏新阶级理论的又一个不足是没有意识到文化资本只不过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相对优势的地位，只要货币资本或富有的资产阶级还是主要的社会权力和特权之源，文化资本就很难颠覆货币资本的再生产逻辑，取代富有的资产阶级，即使是“有瑕疵的同一阶级”，它形成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限（Szelenyi， 1982b） 。　　

如果说古氏新阶级理论的分析场景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任列尼和科尔德（Konrad）的理论关注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新阶级理论贯穿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精英构成、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研究。早从六十年代末的社会调查，他们就发现居住在新宿舍发展区从而形成新住房阶层（new housing estates）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官僚、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管理人员等。这样从物质性的特权上已经无法区分官僚与知识分子，两者的生活水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还有分别，那只是权力级别的区分，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支配力量或者说不平等力量（Szelenyi & Konrad， 1979）。　　

任列尼等新阶级理论的思想脉络传承了韦伯式的（Weberian）思想传统，将理性化的概念引入到社会主义体系中，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超越了无政府主义和形式理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超级理性（superrational）的体系（Szelenyi， 1986-1987）；同时这一理论探索还吸收和坚持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立场，超越正统的对所有制关系的关注焦点，力图阐释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剩余产品使用和支配的制度基础与合法性规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怎样的对立阶级（Szelenyi， 1982a）。这样，新阶级理论首先要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进行实质分析，考察在此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知识分子的超越性与决定性之间的历史张力（Konrad & Szelenyi， 1979： 13-14）。 　　通过对匈牙利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新阶级理论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就是再分配经济。{3}正如市场经济一样，现代再分配经济对社会产品支配的合法性权力也遵循着理性化的标尺，所不同的是，理性化的标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的所有权，而在现代再分配系统中则是目的论的原则。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秩序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被设计成以管理决策来取代市场机制，通过建立高度中央化和集中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执行自上而下的科学的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在此经济制度下，知识分子成为创造和维护理性再分配意识形态的行动者，是整个再分配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因而知识分子的结构位置应该是理性再分配者的社会位置（Konrad & Szelenyi， 1979：76）。{4}　　

当合法性行使决策权和分配权的基础不再是财产、资本，而是知识时，知识所赋予的权力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可以贯通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在市场经济里，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三个领域是分化的，但在理性再分配经济中，三者却互相依赖，遵循同一的再分配逻辑。比如执行中央再分配政策的技术官僚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任务，同时也要参与政治宣教和政治监督；而对于确保正统意识形态的政治官员，他们同时也可能扮演经济发展中的专家；另外，科学的、人文的知识分子在创造和传播理性再分配文化和思潮时，免不了要将总的经济纲领转化为文化工作的实践原则，以保障研究及著作的循规蹈矩。

因而，这三个领域的权力关系是贯通的、循环的，今日的知识分子可能明日就能成为某个经济部门的领导，而技术官僚也可能转而从事政治和政党的工作等等（同上：145-148）。　　尽管携带目的论知识的知识分子宣称他们不再只是扮演追求自身特定利益的社会角色，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甚至是为了达到整个世界历史的某种伟大目标，但实际上以再分配经济取代市场分配机制不过是一种不平等力量取代了另外一种不平等力量。当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权力被建立在再分配者目的论知识之上的经济权力取代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二分的状态：一端是占据再分配者地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另一端是生产社会剩余产品但不具支配权的工人阶级。在这种体制之下，市场调节反而成为减少由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手段（同上：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