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11年09月08日 16:22
来源：中评网 作者：张祥龙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另外就是曾国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国，铲除了一个异己文化的威胁，但是在这之间和之后，他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这个更大的异己文化学习。当然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跟着他走的李鸿章是个机灵人，创建淮军，然后马上就大搞洋务运动。

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而且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重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很关键性的改变，而这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得生存，但是只有适合自然规律，适合当时的自然状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时间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现在光追求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能变成适应了。

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化的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80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的思想相距不远的。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当时和改革派争论的有一些所谓“死硬”的顽固派，像倭仁、张盛藻，不识时务。他们认为光追求强，真的仁义就可能被丢掉，所以不要光羡慕西方的器具等等。这些人一直到现在都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觉得他们是有泥古不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光守着枯槁的仁义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的话里难道没有一些对的地方吗？我觉得也不是。如果对于进化论或者天演论这种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会明了当时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不仅仅是洋务运动了。所以，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只追求强国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了些问题，尽管当时还是可纠正的。

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就要被吴国灭亡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代表——勾践。他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百年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

所以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改革者，但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还有些藕断丝连。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满清复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他给别人写的信（1918年）中说：“觉彼族［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鲜廉寡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而且他还将欧洲三百年来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上的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

第七个问题，传统文化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

我觉得这也是传统文化衰危的一个契机。清王朝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在张之洞的提议之下，废除了已经实现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鼓励开办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儒家政治桥梁的传统文化的灭亡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可见清朝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沦为只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我们设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权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讲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他要驱除的只是满族人，他恢复的中华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含义，但是它毕竟不至于公开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他讲民权主义，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政体去掉，但是起码还有君主立宪这样的其他选择，虽然当时的共和制不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逻辑上还有这种可能。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满腹权力私欲的人，在满汉裂隙中求得个人利益。一开始他出卖变法，然后逼宫篡权，最后又背弃了共和的协议，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