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11年09月08日 16:22
来源：中评网 作者：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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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认同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确实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且我也很尊重您希望提供另外一些可能的主张，这非常重要。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可能到底是哪种意义上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经过了现代化的洗礼，这不仅是西方，也是中国的现实。那不管是向过去的回撤，还是向未来的跃进，或者逐步的改革，那您说的文化保护区的制度创新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祥龙：这就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各种考虑。比如说我设想保护区应该尽量少用现代技术，而用传统技术；尽量用中医，不用西医中的污染技术——但是如果认得了重病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挑战，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听众：我的提问可能和刚才的有点相似。我听了您整堂课，觉得你们的思路有点不一样。他［可能是斯特劳斯］的思路是跨过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等，又回到了古典的柏拉图时代，贵族统治，一直到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民主自由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可能是最不邪恶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由民主是要确保一个最不邪恶的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价值观和思维方法。所以他想回到过去，我感觉您的想法也是那样的，就是说现在的一切当然是历史形态发展的趋势，但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您想回到中国古代儒家，去寻找古典经典之源——甚至并不一定只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要回到孔子或者说孔子以前的那个时代，比如说尧舜禹时代。我个人感觉您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刚才的两位同学所提出的关于内圣外王的问题，其实很多学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新儒家的道统和政统——儒家的思想统一可能只能提供一个道统，但是政统就没有办法提供了。您刚才说新儒家被西方驯化了，他们认同了西方的宪政和民主能够在任何文化体制中实现，但是作为一个主导文化、一个有自己核心的文化，它还是保存了道统。新儒家是主张心性和修身的，这是儒家关系到个人的部分，而对于外部，他认为宪法和民主可以借用。可能您反对这一点，那大家都想知道的是，您怎么把您的儒家那套东西从道统延伸到学统和政统呢？像朱学勤先生写过文章说，为什么中国的儒家发展到后来就跟我们后来看到的西方的政统和学统完全不一样？因为西方有两个文化源头，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古希腊时期的人探讨世界的根源是什么，到了希伯来时期，就创造出了一个上帝。西方的世界是超脱出现实的，从另外一个世界看现实的。

张祥龙:你的问题就是怎么从心性之内圣到外王吧？在我们以上讲的意义上，我恰恰是要否认它。在现代的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里，从内圣开出外王，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儒家从来没有将心性与外王分离，再想出一个从内到外、从道统到学统和政统的实现途径。我说文化要有异质性，要多选择，宁可小，但却是内外不离、五脏具全的活体，就像当年周朝把商朝灭了以后，马上分封商代的后裔为小公国的诸侯王，让他们在那里保留活的商文化。我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不能说只要其中一块，不能说只要心性，不要政体和知识技术，这是不可能的。我很赞成你的说法，这个活体应该以某种方式让它活下去，而不是想将它的一个器官移植到当代社会，来对其加以控制，这是做不到的。我从没有想把“儒家文化能够满足我们更高的需求”、“传统的体制是好的体制”等这样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虽然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一点是我坚持的，即为了我们未来的生存，多一些异质的文化选择，是更安全、更保险的，这与在生物物种层次上对于人类生存的考虑是一样的。

（录音整理/仪玟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