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11年09月08日 16:22
来源：中评网 作者：张祥龙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另外它的经济体制是什么？它的技术手段是什么？我都做过一些思考。

第三，是如何调整，只有教材显然是没用的，所以必须做体制上的调整。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空想的味道，可既然中国人可以有“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多制这种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胡思乱想。

听众：张老师，您对儒家文化的这种判断，包括蒋庆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更多的是对儒家制度化、社会化的一种描述。您说新儒家是被西方驯服了的，我对此保留一点意见。熊十力先生认为自从明末以来，儒家的传统遗失，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来接上这个传统。后来他的弟子牟宗三先生对此作了很大的发挥，他甚至认为内圣可以开出外王，我认为这也是儒家文化在当下生存发展的另外一条道路。这就跟您讲到的判断一个文化能否生存的第一个标准有关系，也就是是否有一个代表文化生态的传道统的团体出现。我觉得你说的文化保护区可能只能解决外部的条件，而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道统，请您指教。

张祥龙：非常合理的一个意见，而且是现在新儒家的主流思想。

我80年代在美国第一次读牟先生的书，它给我带来了希望，而且他们六君子在1968年还发表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们的工作和努力。但是新儒学已经把真正能干预现实的两个东西让给了西方，而把柔性的、可从各种方面解释的留给了儒家。它自我“坎陷”掉或舍弃掉的那两块就是儒家的政统与学统，而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来顶替。

他说儒家传统中没有政统、学统，只有道统，这个我不赞同。而且我觉得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个标志。连这么同情儒家，这么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了，那儒家的未来会怎么样呢？如果从知识论角度来讲，他的心性之学最后还要用西方的科学来衡量，虽然他认为自己的心性有自主权，但毕竟里面有冲突的地方——心性与知识的冲突，还有和现实政治体制的冲突。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价值观念的改变都可以不影响心性吗？可能因为我的素养比较低，我觉得这点我做不到。光做心性的修炼，我会觉得不安。

这是一个提醒，提示这里面有问题。现在国内外有些自认是儒家的代表，在国际上发言，把儒家解释为以个人发展为主旨，是为了个人修养和个人潜能的实现，这能算做是真儒家吗？儒家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根基的。他们可能是为了让儒家现代化，让西方人能听得懂，使儒家能在全球传播，但是为此而失去了儒家的最根本的东西，那传播有意义吗？这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新儒家织就的这张网是有漏洞的。至于你讲的牟先生和熊先生的理论方面，当然我是非常尊重，但是你仔细读熊先生的书，他讲的心性、佛学和儒化等都非常好，但是他讲西方哲学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个人认为熊十力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出色的少数哲学家之一，这毫无疑问。

听众：我对您对新儒家的论述还有一些问题。在今天，我觉得内圣和外王是要打通起来——从内圣到外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关于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福山否认历史的东西，很多人反对历史的东西，是因为认为历史终结在一种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而不是依据某种具体的历史事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严密的论证的逻辑，当然您可以说这是西方的全球化的知识形态，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形态，而且也不仅仅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架构，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追求幸福，使整个世界更为可取的一种政治社会构架，虽然民主自由本身还是有内在的分裂，是有裂缝的。在这个大体的框架之下，那么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制度，在内圣和外王之间，通过外王来保证我们的心性，得到历史的培养、滋养，那么我们有哪些人可以进文化保护区？而保护区的基本制度构架如何来挑战经过现代性的熏染之后，现在比较普遍的民族意识形态呢？

张祥龙：你提出了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从政治角度讲，自由民主在经过中国化的调整之后，是不是我们追求幸福的可取的主流形态？这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在政治追求中的主旋律。不过也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形态已经是西方化的。自由民主有它相当合理之处，它在某些层面上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有时自由民主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自己否定自己，比如说希特勒上台。一个民族在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就可能通过投票这种自由民主的程序，自己否定自己，把权力让给极权者，来使民族渡过难关，这在希腊历史上也出现过。不管怎样，现代人可能觉得在所有政治体制中，自由民主好处最多，坏处最少——有时候它的操作不方便，不太有效，有时候人民的抉择是非理性的、短视的，或被大财团和媒体操纵，等等。比如说美国入侵伊拉克，我们看来是不正义的，但是从投票来看，大多数美国人民认为是完全正义的。

但是我对你的基本前提有个质疑，自由民主是西方人想到的在当代可能是最好的——在古代并不是，柏拉图就在那时认为依法行事的君主制是更好的。我只能说，它在西方现代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它也有自己否定自己的一面。但是对东方人，对中国人、印度人来说，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它是不是我们追求人民幸福的逻辑上的结论？我觉得不必然。但是从现在来讲，我们的主流形态已经走在现代化的路上，在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下，它有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文化已经变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别的可能的选择，如果未来的情况又在变，还有如果我们退回到19世纪，那样我们会有什么选择呢？历史不能重演，那我们就考虑未来，难道个人主义化的自由民主对中国人来讲一定最能适应未来的挑战吗？我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命运都放在一架飞机上，而应该尽量保持多样化的原因。而且，从合乎人性的角度，从给人民的生活增添幸福、稳定和精神文化上的满足等等方面综合考虑，你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就不如它吗？我们以前的制度——当然也有很多层次，有尧舜、周朝、先秦、汉代以后等等，这里面难道没有哪个时代，人民的生活不差于或优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制下的人民？比如说西周、汉代、盛唐和北宋的时候，有很多指标都可以说明。那时候人没有自由吗？在基层没有社团式的民主吗？不是的。所以不要以近代以来的很多情况来想象古代的情况。多保留一些可能性，不要让自己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套在一个框子里，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