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11年09月08日 16:22
来源：中评网 作者：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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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

现在有一种文化乐观主义，认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那么国家命运和文化命运的分离，甚至是背离终于可以克服了，中国人不必再处处从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实际上我们从政治上早就不必这样了，可这个去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不稍歇。现在有人相信，中国人开始有钱了，从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们说，现在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甚至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

我尊重这些人的意愿，也乐观其成，但是不同意这种估计。我感到我们文化的状态和趋向并不好，我们的端午节还要靠出口转内销（即韩国某地到联合国申请当地的端午节传统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引起一点注意。中国节日的总体状态也不佳。节日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文化表现，但是现在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十个节日，只有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春节，其他九个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等都不是官方节日，而且连春节在北京都被“禁哑了”。当然最近有一些呼声开始回潮，好像从明年春节开始可以部分开禁。中国人、北京人终于能在北京的除夕之夜又听到响了千年之久的爆竹声了。当然，如果再有反传统文化、主张过“文明的”节日（好像我们中华文明的更悠久文明已经“不文明”了）的人们的鼓噪，没准儿还会再禁。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危机有几个原因，有的是跟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的，还有的是根本性的，而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根本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加强。中国现在是特别自觉自愿地参与这个过程，表面上从中受惠——受了很多经济上的惠，但是前面有“时间之幕”，我们看不出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估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通过全球化有某种程度的复活。现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墙不拆，当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议的被保留，那我们北京就可以像巴黎一样，全面开放旅游——老城开放旅游，另外建一个新城来执行国家首都的职能，而老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圣地。实际上大家都在怀古，出于旅游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或者还有点文化怀旧的感情等。但是这都是在大局已变，或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全球化会在一个贫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网上和商业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础和真实的活力。千万不可相信这个夷平一切的过程会带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统一口径来生产和包装的，像张艺谋的电影。

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节日感（可简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国人参与现代化的热情也不会降低的，而且出于利益的考虑，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缓和一些的态度。韩国电视剧的受欢迎也反映了重视自己文化资源可带来的某种好处，可以期待将来中国也会学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搬上屏幕。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实质的东西，家庭还是在缩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说到的那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怀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家的传统价值观，真的会在人们做重大判断的时候发挥作用吗？比如，我们应该全力发展现代化生产，争取更高的GDP,还是像儒家、道家说的首先要维持家庭、保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说要生态平衡吗？那么你的国策就要调整，经济政策要调整，你愿意承担减慢经济发展来保护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后果吗？你愿意做这种选择吗？这是真正的选择，是你真正的价值观起作用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而且，对于这个过程，我这里也没有强烈谴责的意思（那种批判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它毕竟是我们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的主导潮流。我要说的只是，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押在这一个宝上太不聪明了。应该还有别的可能，尽量多几处“投资”，“狡兔”还知要“三窟”嘛。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思想方式，从以前的单一文化观［即一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的多元观。这种单一文化观自清末以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吃了最大的亏。当时的洋务运动，后来的戊戌变法 、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运动，其主导人都觉得中国只有一块，全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或者是以中学为体，或者就全盘西化；或者守旧，或者就全改，而且是全国一起改。这是大为失策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见地，就是文化完全可以分成多块。这什么意思呢？

设想一下我们回到了1845年，假如你有一个决策权，或者你能够进谏，那么该怎么办？我觉得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应该看得很清楚，中国在正规的、全局的意义上打不过西方，我们传统文化的长处不在于工业革命和发展高科技。如果拥有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是一个民族在现代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向人家学，富国强兵。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国家的主体或者是一大部分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道路。我们必须要以各种方式来“以夷制夷”，那就去学西方、搞洋务、变国体、崇科技，发展让列强不敢欺负你的利器。但是，如果我们还能认识到未来是不可测的，那就不应该要求全国一盘棋式地去学西方，而是应该尽量保持文化与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之内和某个层次上，应该尽量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起来，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地方文化，我们都保留起来，让它们是活的，让人们在里面休养生息，现在也叫特区或保护区。如果1905年废科举之时，决定在某地，比如偏远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部分，保留科举和传统教育，所取人材由当地使用（其实这些人材在主流社会的一些方面――文学、国史、编辑等――也大有用武之地），那么现在中国的文化局面就会有质的不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个智慧，叫“通三统”，就是同时让几种不同族群与朝代所代表的文化存在，以应天命、顺人心。从古代一直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都是这个中华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表现。其实早就该有文化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让一个国家有多种文化体制并行。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出路。

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空档，信仰缺失，只有向儒家回归，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这条路在主流层面上似乎行不通。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走的那条路，完全在按照它那个逻辑在进行，即便它宽松你一下，也仅仅是它的统一战线的表现而已。它不会感到有必要让整个共产党改名为“儒党”，或者整个国家体制儒家化。像蒋庆先生讲的搞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三院制，既体现民意又体现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好。但是我怀疑这是否能在主流政治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