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11年09月08日 16:22
来源：中评网 作者：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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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

第四点，建立了教会——拜上帝会，它是一个从行为、思想到经济收入都控制得很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日常的仪式，每七天就要礼拜一次。这是基督教教会化的，甚至还有过之，和中国自古按季节和天时来祭拜祖先社稷的风俗仪式，以及中国本地宗教的组织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第五点，他认为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时地要出神，上帝要附他身，口出圣言，大家都要跪下来听。因为他和天父有这样一条专门的线路来沟通，所以就有极大的号召力。但是正是这里后来出了问题。杨秀清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抓住机会也通起神来，说上帝也附了他的体，于是也说起这种神知的话来，这样洪秀全就没有办法了，也只能跪在地上听。这种对象化的东西可以被别人模仿。这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即“洪杨内讧”，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大分裂，给了清政府一个还手的余地，把他们灭掉了。后来的革命运动领导人都非常惧怕这种“分裂中央”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

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出自一种非常坚定的、系统的异文化信仰，反对儒家乃至所有的传统文化，把一切传统的牌位都砸掉。这一点是它跟其他的传统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聪明的杨秀清利用了清朝和中华大多数人民——汉族人民――的文化错位来攻击它，在他的《奉天讨胡檄》里面主要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清朝人进关以后，先让我们削发留辫子，像猴子一样；衣冠、人伦、制度、言语都要改变我们，清政府要把北京话当国语，他说这都是胡语。所以他说满洲人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很有力。杨秀清的文化倾向与洪秀全也有所不同，不同意对儒家经典的彻底铲除，但他也无法改变这个运动的基本文化走向。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他们马上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一个根本的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因此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有人举出毛泽东1936年写的诗《沁园春·雪》——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1945年国共和谈时他写给柳亚子，当时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说能从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等。”但他下面举的是什么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风流人物”，也就是开创新文化的一代天骄，而他批评人物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你们只会使力量，我不但会用力量，而且还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要进行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大家可以从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一开始的思想走向。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革命的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

第六，改革的困境——“图强力而放斯文”。

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康有为要变法，因为官职太低，光绪皇帝想见而不能，就派几个大臣去见他。他们在当时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进行了交谈。一开始，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有一句很有名的对白，说：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这在当时就算很有力的回答了，可实际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于祖宗之地吗？我们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丢了吗？印度人被异族和异文化统治近千年，犹太人在两千年中无地可守，但一直未丢“祖宗之法”（印度教、犹太教）。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下面所讨论者与之也有关，我自己也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想。这好像是没有错，但是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我举些例子。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胡林翼先生之惊恐。胡林翼是湘军大将，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好像是去见曾国藩，在安庆城边乘船马上就要离去的时候，看见码头上正好有两艘西方的轮船，它们接了另外的客人，风驰电掣，一下子就开走了。胡林翼就惊呆了，问是什么，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轮船。他当时就倒地吐血，过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长毛或太平天国，而是这个西方技术武装的势力。他是中国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具有对这种强力文化的敏感，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力量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