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11年09月08日 16:22
来源：中评网 作者：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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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预她废光绪，等等。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如果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39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分12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南部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

那为什么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了。

我再举一个地点，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错位，这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它总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打断中国不是文化上太激进的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俞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后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第五，我来讲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

先简单说一下洪秀全的经历。他是广东人——从这里开始广东将要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年轻时还有愿望去考秀才，但屡试不中，总处于落第文人状态，心里很不高兴。历史上这样不满的人太多了，但关键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思想出现。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到广州赶考，碰上了传教士，得到一本《劝世良言》，由一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徒编撰，里面包括一部分基督教《圣经》译文，和一部分对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阐释。洪秀全回家后得了一场病，据说在梦中上了天，和天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后来获得天命，就回到人间来改造世界。在这之后，他又去试考了两次，还是不中。回去以后，仔细读《劝世良言》，深受启发，觉得灵感成熟了，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我们来看他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这样一个天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精神实体。虽然明末清初用过“上帝”、“天主”这些词来翻译“耶和华”，但它们是不一样的。洪秀全讲的这个“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国人讲的“天”，还是更靠近的基督教讲的上帝呢？我觉得是后者。虽然西方人也不会承认洪秀全的基督教就是正宗的基督教，它肯定是被改变得很厉害的基督教，但毕竟，它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他，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当然我下面会讲到，太平天国也用了民族大义来讨伐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