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周海婴的身体很好，每次有鲁迅先生的纪念日，都会有人请周海婴出来说几句，有他在，好像就可以睹人思人，寄托一点对鲁迅先生的怀念。没想到人说没就没了，一看新闻，周先生也活到了81岁，算高寿了。
很多年前，做过一次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特刊，还写了一篇文章，是和鲁迅先生的虚拟对话，借鲁迅先生的口，谈当下的祭孔、传统文化热等现象。记得当时就采访了周海婴，还有周令飞。也许真是隔辈像？相比其父，周令飞先生和鲁迅要像多了，尤其那一抹胡子，让人一看就怵然一惊。
我寄身的这家报纸，几年前做过一些有意思的个人史，如名人之后，当时采访了周海婴、舒乙等很多已故名人的后代，如今这些“二代”们也开始鱼贯而“走”。与之类似的还有“翻译家系列”，以及“诗人系列”，过一段时间，个人史记者就会神色黯然地讲，某某老先生、某某老太太走了。这对记者的心理是一个摧残，那些老人一个个地悄然隐去，她去做采访仿佛同时又是为了告别。
看到周海婴去世的消息，又想起那些老人们，那些我甚至以为永远不会老的老头，比如丁聪，九十来岁微笑还像个乐呵呵的孩童，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竟然完全不相信。总感觉他们像一盏烛火，虽然飘摇，火苗衰弱但不灭，顽强地守望着我们的文化烛火，让我们一想起来心里会有一点温暖。现在烛火次第熄灭，我们甚至来不及用手遮挡一下，心情的失落与怅惘，不知向谁可以言说。
不仅仅这些文化人，央视曲向东主持的《大家》栏目，是我一直都喜欢看的，看那些自然科学家、文化老人讲述自己的经历，虽轻描淡写，也惊心动魄，凝聚了老人对百年中国的观感和情怀。但这个栏目里的大家，离我们远去的速度甚至更快，快到让我们根本来不及道别。
做这些工作的媒体人，都有一种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既然挽留不住时间，只好留下他们的声音和影响，也算是一种纪念，为后代保存一点历史。崔永元就是干这事的人，他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个是做《电影传奇》，抢救性保存下一大批电影老人的资料，把他们的音容笑貌镌刻进了电影史，这是个功德无量的工作。如果让崔永元去盘点他送别了多少位老人，恐怕他得数上很久。
崔永元另一件，就是做《我的抗战》，对抗日老兵的采访，这里面更多的是普通人，是随时都要离开人世的英雄，带着他们的遗憾，带着不被正史承认的怅惘。崔永元和凤凰卫视对抗日战士的发掘，让这些老人们看到了希望，也让我等后生看清了一些历史。让我们知道，原来历史还有一种写法。这又是一件泽被苍生的好事。所以，我对有些轴又有些抑郁的小崔，一直满怀敬意。
有人收藏记忆，有人强拆记忆，这个世界总是荒诞得可笑又可叹，最近看到的“强拆”消息是，北京的梁启超的一个故居要被拆掉了。陶然亭附近的一片青砖灰瓦的院落，有30余家已有百年历史的各地会馆，其中就包括梁启超曾居住的饮冰室。拆掉的理由是，“够不上文物级别”。
好吧，一百年的东西，够不上文物级别，谁让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呢，远古的房子都没存下来，近代的房子够不上级别，在这样的吊诡借口之下，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院落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些大悲无言的建筑，在尘土飞扬之中，浮现出一个个苍老的面孔，他们都被这个时代拆掉了。
□潘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