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传记作者：他知识分子气比略萨浓

写作和影响的焦虑

1980年代，我自己也创作，只是当时没有时间把它们弄出来，属于“抽屉文学” 。我和很多作家，包括王蒙、写《老井》的郑毅和余华、莫言、阎连科等都有很好的关系，还常和陈建功、李陀、邱华栋这样的各界人士来往，参加他们的活动会议。那时候，作家们对了解国外新作品的渴望是溢于言表，都让我多介绍。好在当时没有版权问题。

莫言写《红高粱》时就说，他面前有两座高楼：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但更多的是马尔克斯。阎连科也是，贾平凹的《商州纪事》、阿来的《尘埃落定》，马尔克斯在其中的影响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余华、格非等人受博尔赫斯影响更深一些。

这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余华，写中短篇相对好一些。从小的基础如果建立在长篇（中国长篇小说或西方18、19世纪的长篇小说）基础上，和建立在博尔赫斯或实验派小说基础上是不同的。博尔赫斯经常对普鲁斯特不以为然，认为长篇是抻长了的短篇，这只能说是因为博尔赫斯的东西更像《庄周梦蝶》、《太平广记》，不能做长篇构思。余华的作品也是，更适合短暂放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很凝练，非常之好。

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把文学剥离出来，玩智力游戏，解构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这对急于得到承认的年轻作家是个巨大的启发，博尔赫斯的真正难处，在于他句句有出处。他是个图书馆员，你不可能穷尽他。对急于颠覆父辈的年轻作家来说，前面那点启发也就够了。

我对现实主义的偏爱由来已久，这一方面是感性的，因为个人受古典文学影响更深。我认为文学的价值来自与现实生活的参照，让你产生巨大的共鸣。

从理性角度来说，文学无论与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都是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即便在以货易货的时代，各大陆板块也独立发展了各自的史诗，只是我们中国的文字发明早，所以没有必要产生口耳相传的史诗。重大题材的诞生，从歌谣到史诗，都是有一定规律的，文学有自己的生长轨迹，与生产力发展并行：不能离开地面，按事物发展规律推动它更好。但文学有时也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经常试图逆潮流而动，这是文学中的不同声部，永远成不了主流，好处却是不断对主流文学产生刺激或阻碍，丰富主流。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的突然走红，与意识形态的宽松直接相关。

《世界文学》这样的杂志在1980年代是人手一册，现在却举步维艰，每年外国文学研究所要补贴几万块钱。

今天的全世界文学都不热，精神生活从人们的生存中游离了，求生当然是第一位的。“愤怒出诗人”毕竟是少数。全世界文学面临的十字路口是史无前例的，全球人所想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担忧当下生活。此外，吸引读者眼球也越来越难，年轻人都上网了。

小说可能也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在它发明之初，小说承担了多重使命：认知、娱乐、教育，但计算机和电视取代了这些功用。正如有了文字就不会有人背诵长篇史诗一样，新时代的新样式可能会到来。上上个世纪，史蒂文森就声称文学消亡了，小说消亡了，现在也还有人这么说。但小说还在，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大家还没有发现新的形式；二、人们还有点留恋过去美好的东西，就像我写小说一样，是有维护“君子之道”的意识的。

为什么还要研究文学？因为阅读是文明的金字塔中的一块砖，一个个人的解读将文明保存下来。没有王国维等一代代学者对禁书《红楼梦》的解读，我们怎么会保留下这部我国文化的巨著？怎么能为世界提供我们不同的见解？文明就是由这样表面上可有可无的东西一点点拼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