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传记作者：他知识分子气比略萨浓

编者按：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去世。

以下这篇文章，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作者陈众议的自述。1957年10月5日出生的陈众议，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说，自己选择西班牙语文学，好比踏上“圣地亚哥之路” ；倘有归途，也不知抵达何处。然而，世事乖谬，人生原本苦短；“道” 、“器”之间，却总要有所偏侧。于是，继续在这条路上踽踽前行。权作标记，留下了《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1987） 、《拉美当代小说流派》（1995） 、《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1998） 、《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1999） 、《魔幻现实主义》（2000） 、《博尔赫斯》（2001）等若干著作，《玻璃之死》（2001） 、《风醉月迷》（2002）等若干小说及无数零散字纸。

幼年经历

我5岁就上了小学，在我的故乡浙江绍兴，有的孩子3岁就上学了。我的父亲是个土八路，母亲家略有渊源，但主要的文学影响来自地域文化。绍兴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名人，陆游、秋瑾、蔡元培，我家祖宅就在鲁迅的三味书屋旁边。当地人对文化非常尊敬，老一辈人看见地上有片写字的纸，一定会捡起来放好，字是要被尊敬的。所以我从小就想方设法地读了很多书--偷偷溜进封起的图书馆，偷书，或者大家互相交换藏书。当时，一本古典文学是很大的财富，可以换很多书。我最终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是最深的。就这样，别人在文革期间荒废的岁月，却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读书时间，因为那时所读的书都融入了血脉，而后来读书，则是理性的了。

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乡，1977年考上复旦大学，1978年第一批中国公派留学生出国，我是其中之一。

复旦当时的苏步青校长很有诗人禀赋，自己写诗，涉猎很广。就是他给邓小平写信，建议派遣留学生的。1978年复旦报了一批留学生，只有几个刚上大学的，我是其中之一。别人都去了欧美这样的“好国家” ，我很傻，选择去了南美。

但是我去南美，也是受到复旦的影响。从1978年开始，所有的老师都说，学文学就得去南美。苏步青校长也知道拉美文学很丰富。而且，当时墨西哥、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我就选择了去墨西哥。

在墨西哥

因为是来自友好国家，墨西哥文学艺术界对我们很友好，当我们是外星来客。我们穿一色的中山装和“毛式”军装，自己感觉特别好，我们和墨西哥人互相觉得新鲜，当时，见谁都很容易。所以，马尔克斯、科特萨尔、富恩特斯这些人我都见到了。当时我对他们是高山仰止，他们对我却都很平和。

富恩特斯是个很博学、很有深度的人，又能应付俗事，不过家庭不行，孩子老生怪病。他这个人有不断进行文学探索的使命感。

马尔克斯家我去过两次，最后一次是1989年，我的好朋友是他诸多干女儿中的一个，我们一起吃晚饭，聊了很多。他像个老大哥一样坦率。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拉美人，不像博尔赫斯那样没有时间和国度的特性。

略萨是个帅哥，身边总是围了很多人。他比马尔克斯的知识分子气更浓，更聪明。但是因为聪明，作品的转向就很快。1960年代他对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嗤之以鼻，1980年代开始转向，忽然变成小布尔乔亚，推崇博尔赫斯。我个人认为，本世纪之后，文学还是需要力量，需要对现实起作用，要打动读者也必须对现实说话。琼瑶、金庸能给人泪水和美梦，但在一代人灵魂深处留下印记，宽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是很重要的。

帕斯我也见过好多次，读书时有个同学是他干儿子。按照当地习俗，一个人认好几个干爹干妈是很正常的，有一大堆干儿子干女儿也是很正常的。

博尔赫斯却是一个很出世的人，他受英国保守主义文化的影响多一些。虽然为人淡泊，但生于世间，完全隐于世又不可能，所以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屁颠屁颠跑去接受皮诺切特这样举世唾弃的人颁发的勋章，他是绅士派的知识精英，生活中很谨慎谦虚，文学创作上又很勇猛、炫耀，是精神意义上的张牙舞爪。

我第一次读到博尔赫斯，感觉像在和智者做游戏，而看马尔克斯、略萨等人的作品，则感觉他们在一个文学传统中脉络相承。博尔赫斯是用哲学头脑做文学。

第一次见博尔赫斯是在1979年，当时他在我就读的墨西哥国立大学做演讲，听的人不多，因为当时意识形态尚未淡化，针锋相对得厉害。博尔赫斯的火药味不重，所以不吸引听众。我感觉他是个大师，但不觉得他是文学家。在人们面前，他很谦卑。

在墨西哥待了几年，1982年才回国一次，做了一些中外研讨会，写了些文章，给出版社做了一些选题。

1986年我又去墨西哥，继续读博士学位。

引介和翻译

我翻译的第一个东西，应该是富恩特斯的中短篇，花城出版社1992年推出。当时国内非常推崇马尔克斯和略萨，但是对其他拉美作家所知不多。王央乐先生是个资深翻译家，也翻了很多东西。他1980年代初就翻过博尔赫斯的一些作品，但后来七八年间都没有人再翻过博尔赫斯的作品。我后来觉得，介绍一个地方的文学，广度和深度都很重要。当时拉美文学是全面爆炸，有现实主义的、形而上的，还有介于中间的。像古巴作家卡本迪尔(Alejo Carpentier)是重要的文学流派鼻祖，但是在中国不为人所知。我们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全面介绍一个地区的文学对中国作家和读者都很重要。

其实社科院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我一来这里主要是搞研究，研究过程中觉得需要补缺的，还有其他译者们剩下（没有翻译的）的作品，我就翻译过来。还有些人知名度不高，但学术上、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必须引进，这种情况都有。

后来博尔赫斯、富恩特斯、帕斯、奈保尔这些人，都是我们选介到中国的，后来这些人当中不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选择翻译语言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和其他老师路子不同，鉴于古典文学的深刻印象，更中国化，不习惯洋腔很重的翻译，相对自由。一个词如果读得别扭，我可能会变通，顺应语言本身的节奏，比如“十大、十全、百八十个”这样的中国词汇。“百年孤独”就比“一百年的孤独”要好，可以是90年、110年，“一百年的孤独”就很累赘。但我现在越来越拘谨了，写文章、做翻译，下笔越来越沉重，这是受外界批评多了，自然会有的回应。

举个例子，《红楼梦》是非常巴洛克的，只有在封建意识很强烈的时候才会产生。当时，从荷兰到意大利都是封建时代极盛期，其孕育的美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十四行诗，译到中文，首先行数就不一样。在翻译当时的文章时增减一两个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了保持语言的律动。我觉得我把神韵译出来了，这是捡了花生丢了芝麻。傅雷后来受到很多批评，估计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下的普遍趋势是“科技式”翻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按原文直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哪个更好。

关于汉语语言的可能性，我觉得不用担心。五·四以后到今天，白话文虽然也扬弃了一些词汇，但比古文更丰富了。如果我们局限于《康熙字典》，就会被捆住手脚，但是，从审美的角度应该保存文言，半文半白的语言可以用来翻译古典作品。

语言还是我们灵魂的载体，我们更多情况下要靠语言来保持民族、个人的个性、生活、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

没有一个翻译家能够百分之百地把原著的信息传达过来，因为他不是作家肚里的蛔虫，遇到像博尔赫斯、卡本迪尔这样的作者，更加困难--他们说到日本的某人，这个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标题和内容可能不同。艰深的问题，找专门研究这个作家的专家并不保证惯用，有时即便找到作者本人也不行，因为他可能已经忘掉了当初的出处。

翻译，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是双倍的遗憾：作品自身必然存在的遗憾和译者必然的缺漏。所以杨绛说，翻译是“带着脚镣跳舞” 。

今天，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多，水平也很粗糙，我并不为此担忧，或觉得大家“浮躁”了。西方也经历过这个阶段，物欲自然膨胀，会很快影响精神生活。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社会财富和有产阶层的增加，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这种“绅士淑女”但不那么赚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渠道的增加，翻译不再是通向外界的唯一窗口，粗糙的译本把信

息传个大概，也就可以了。

写作和影响的焦虑

1980年代，我自己也创作，只是当时没有时间把它们弄出来，属于“抽屉文学” 。我和很多作家，包括王蒙、写《老井》的郑毅和余华、莫言、阎连科等都有很好的关系，还常和陈建功、李陀、邱华栋这样的各界人士来往，参加他们的活动会议。那时候，作家们对了解国外新作品的渴望是溢于言表，都让我多介绍。好在当时没有版权问题。

莫言写《红高粱》时就说，他面前有两座高楼：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但更多的是马尔克斯。阎连科也是，贾平凹的《商州纪事》、阿来的《尘埃落定》，马尔克斯在其中的影响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余华、格非等人受博尔赫斯影响更深一些。

这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余华，写中短篇相对好一些。从小的基础如果建立在长篇（中国长篇小说或西方18、19世纪的长篇小说）基础上，和建立在博尔赫斯或实验派小说基础上是不同的。博尔赫斯经常对普鲁斯特不以为然，认为长篇是抻长了的短篇，这只能说是因为博尔赫斯的东西更像《庄周梦蝶》、《太平广记》，不能做长篇构思。余华的作品也是，更适合短暂放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很凝练，非常之好。

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把文学剥离出来，玩智力游戏，解构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这对急于得到承认的年轻作家是个巨大的启发，博尔赫斯的真正难处，在于他句句有出处。他是个图书馆员，你不可能穷尽他。对急于颠覆父辈的年轻作家来说，前面那点启发也就够了。

我对现实主义的偏爱由来已久，这一方面是感性的，因为个人受古典文学影响更深。我认为文学的价值来自与现实生活的参照，让你产生巨大的共鸣。

从理性角度来说，文学无论与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都是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即便在以货易货的时代，各大陆板块也独立发展了各自的史诗，只是我们中国的文字发明早，所以没有必要产生口耳相传的史诗。重大题材的诞生，从歌谣到史诗，都是有一定规律的，文学有自己的生长轨迹，与生产力发展并行：不能离开地面，按事物发展规律推动它更好。但文学有时也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经常试图逆潮流而动，这是文学中的不同声部，永远成不了主流，好处却是不断对主流文学产生刺激或阻碍，丰富主流。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的突然走红，与意识形态的宽松直接相关。

《世界文学》这样的杂志在1980年代是人手一册，现在却举步维艰，每年外国文学研究所要补贴几万块钱。

今天的全世界文学都不热，精神生活从人们的生存中游离了，求生当然是第一位的。“愤怒出诗人”毕竟是少数。全世界文学面临的十字路口是史无前例的，全球人所想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担忧当下生活。此外，吸引读者眼球也越来越难，年轻人都上网了。

小说可能也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在它发明之初，小说承担了多重使命：认知、娱乐、教育，但计算机和电视取代了这些功用。正如有了文字就不会有人背诵长篇史诗一样，新时代的新样式可能会到来。上上个世纪，史蒂文森就声称文学消亡了，小说消亡了，现在也还有人这么说。但小说还在，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大家还没有发现新的形式；二、人们还有点留恋过去美好的东西，就像我写小说一样，是有维护“君子之道”的意识的。

为什么还要研究文学？因为阅读是文明的金字塔中的一块砖，一个个人的解读将文明保存下来。没有王国维等一代代学者对禁书《红楼梦》的解读，我们怎么会保留下这部我国文化的巨著？怎么能为世界提供我们不同的见解？文明就是由这样表面上可有可无的东西一点点拼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