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进击的转折点：1962年的灾民逃港潮

原题：《1962：进击的明报》

之所以写明报在1962年，第一是我来香港之后买的第一本杂志就是明报月刊，这是严肃的政经文化月刊，又看到711有卖明报周刊，是娱乐刊物。当然，明报作为日报每天会出。马上要去实习的《亚洲周刊》也是明报旗下的刊物。这让我对明报的历史有了比较强烈的好奇心。

第二，则是金庸。初中补课看金庸，补英语看金庸，高一物理化学也在看金庸，跑到书店坐一下午，不只是武侠，还有金庸的文化随笔，评论。当然，被父母抓到，被禁书，那是常有之事了。后来学新闻，又看了金庸传，便不得不拜倒。所以就有了这个文章。

港大的缩微胶卷室里，保有基本全套的明报，我看了1959年的一些胶卷，1962年5月到9月的所有胶卷，1964以及1966年的数月胶卷，很不清晰，但幸得我识正体字没有障碍，每一篇文字竟最后能看完。每看完一篇，便觉得颇为喜悦。

傅斯年治历史学讲——“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篇文章自然参考了近十本金庸和明报的传记，但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说，绝大部分都是看胶片看出来的。那么还是一点进步吧。

后来的奇迹，都始于金庸这个“被逼”之下的决定。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陆正遭遇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数千万平民用生命吞食炼钢和人民公社的跃进苦果。为了求得生存，广东的饥民开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种现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陆不幸，祸亦波及香港。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

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这些报纸“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