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难解“读博”情结(图)

网上曝光的金庸博士毕业证

袁行霈教授

金庸（资料图片）

“金庸先生的博士毕业证书是我盖的章！”4日，有自称北大学生的网友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照片，而证书的主人正是查良镛（金庸原名）。记者昨天采访了他在北大的导师袁行霈老师，不过低调的他并不愿多谈此事。

陈平原：金庸先生这几年确实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袁行霈

北大已证实，金庸先生确实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袁行霈教授。在网上的照片中的北大博士毕业证书显示：“查良镛，1924年生，于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证书上有北大校长王恩哥的签名，落款时间是2013年7月，并盖有北京大学的公章。

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4日证实，金庸先生这几年确实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行霈。“他（金庸）应该不用到学校上课。”陈平原说：“至于他是否今年通过了论文答辩、今年毕业，我就不了解了。”

据了解，金庸很早以前就是北大的名誉教授了。200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就曾透露，金庸准备在读完剑桥博士后，再接着念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博士。金庸也曾说，自己在刘邦废立太子的事情上一直搞不明白，向北大国学院的老师请教后，就豁然开朗了。他觉得自己对国学的研究不够，希望能到北大国学研究院向一些老师请教。不过金庸原来是想到北大当本科生，在许智宏的劝说下才改读博士。实际上，剑桥与北大都对金庸破了例，几乎可以肯定，金庸基本没有在学校里做研究。当年剑桥为金庸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甚至是由剑桥圣约翰院长和论文导师亲赴香港为其主持颁授仪式。这对剑桥大学来讲，更是破天荒的事。

袁行霈：金庸先生和北大国学研究院关系很好，我们很尊敬他

昨日，本报记者拨通了袁行霈老师家的电话，作为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老师曾经主编过《中华文明史》。“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一个读书人，金庸先生和北大国学研究院关系很好，我们很尊敬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老师并不愿意多谈金庸的话题。“这不是新闻了，好多年啦。他（金庸）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这个事情我和金庸先生有共识。不要再做报道了。有情况需要发布，由北大正式发布。”袁老师说，“金庸先生年纪大了，报道出去，又有很多事情会问他，受不了。”他认为90岁金庸先生值得敬佩和学习，并透露金庸在北大没有得到学位。

本报记者谢勇强

金庸所获部分学术头衔

金庸先生在华人世界乃至欧美众多知名学府获得过名誉教授、教授、名誉博士名衔和博士学位。包括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导（后辞职）、终身教授；2005年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名衔，后以81岁高龄在剑桥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传》作者解读金庸的读博情结

傅国涌：金庸试图用不断读博、学到老来填补人生中的遗憾

经过十年修订，历史学者傅国涌刚刚推出了《金庸传》（修订版），当年他写这本书是因为编辑觉得他住在杭州，离海宁也近，搜集资料容易，十年过去了，他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金庸，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这判断不是人云亦云，有些地方甚至与金庸自己所期许、所描述的也并不相同。

评价：金庸最羡慕的人生范式是范蠡式的

华商报：你见过金庸，却没有采访过他？你怎么通过自己的研究客观评价金庸这个人呢？

傅国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通过收集各种不同来源的材料，并不像记者一定需要去采访他。金庸最羡慕的人生范式是范蠡式的，一方面辅佐帝王、建功立业，一方面拥美女有财富归隐江湖。金庸没有成就范蠡那样的功业，虽然拥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和人生。他从内心深处是有苦闷的、不满足的，他一直有个建功立业的梦，这个梦没有实现，所以他把所有的抱负、所有的能量、所有才情都转化为《明报》的政论和武侠小说的写作。他笔下的江山与江湖也因此与众不同，有着更深的内涵。

当然我写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呈现一个后“五四”时代出生，经历了20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江南青年，在时代的浪潮中偶然到了香港，在那里写作、创业，他与时代之间互动，他对时代的挑战做出了回应。其实，我写的不仅是金庸这个人，更是这个跌宕不定、大起大落的时代。民国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给予金庸的影响，他年轻时代投身《大公报》，文人论政、文人办报赋予他的精神气质，以及他在香港一隅延续文人论证，成就的报人事业，都是可以歌、可以笑的。金庸很喜欢汤因比的学说，汤因比提出文明的挑战和应战，他的人生也是如此。

释疑：金庸是一个大大成功的人，但他心中一直有一些遗憾

华商报：耄耋之年，金庸先后在剑桥和北大攻读博士，是什么促使他这么爱读书？

傅国涌：我今天才看到他在北大读博的消息。按照世俗标准，金庸是一个大大成功的人，但他心中一直有一些遗憾，其中一个重大遗憾就是大学没有毕业。1943年他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后来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年不到，也没有拿到文凭。他始终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后来很多名牌大学锦上添花，请他做名誉教授，给他授名誉博士，但他内心深处并不满足。当他终于有一天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隋唐史、中西交通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的学术资格和学术水平却遭到一些学院派教授的质疑。我认为，作为政论作家和武侠小说家，金庸做中文系的博导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如果做新闻系的博导那就更没有问题了，我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但却执意要成为历史学的博导，这是他晚年的一个心结，他觉得自己这方面有过人之处。他曾写过一本《袁崇焕评传》，但在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领域并没有发表过有关著作和论文。

这个风波大大挫伤了他的自尊，也许触及他内心深处某些隐痛，所以他一定要去剑桥读博士，他的英文博士论文通过了，但还不见发表，我还没有看到过。由此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剑桥拿了一个博士学位还不够，还要到北大拿一个国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他试图用不断读博、学到老来填补人生中的遗憾。同时来证明他有资格做浙大的博导，我对他深表同情。

改变：卖掉《明报》后，武侠小说家成为他最重要的自我定位，报人角色被淡化甚至忽略了

华商报：金庸近年为何要不停改书？

傅国涌：金庸早期的修改是有原因的，最初他在《明报》连载武侠小说是一天一段，往往有矛盾、疏漏之处。从最初的报纸连载到出单行本，再到作品集，从1955年写《书剑恩仇录》，到在1972年完成《鹿鼎记》。大约从1970年起，他前后花了10年时间对其武侠小说作全面修订，那是正常的。

最后一次大改是发生在他和三联书店合同满后，我的理解，此后他和广州出版社签了要求很高的合同（包括发行量等）。而过去三联版的作品集已经有巨大发行量，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谁还买呢，这是其中一个因素。此外，我们出于同情之理解，是他真的对小说有精益求精的追求。第三，可能是他对过去的小说中的情节真的不太满意，比如《射雕英雄传》中梅超风和黄药师的恋情，这条线索过去没有挑明。我只是根据事实作一点合理的分析，他本人已给出一个说法，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评判。

华商报：如今，除了不时传出的去世假消息，金庸热似乎已经在退潮了。如何评价他文学的价值？

傅国涌：我有一个说法，“武侠梦”将被“公民梦”所替代，所以金庸热的过去是必然的，但是作为报人他是不会过时的。金庸人很聪明，虽然在性格上也有很多弱点，但作为一代报人，在许多重大的抉择中，他都作出合乎人性、道义的抉择，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香港的作为足以使他屹立在香港报业史乃至世界华人报业史上。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卖掉《明报》后，金庸和时代就已经没有多少互动关系，他已不构成对时代的影响。1993年后的二十年已并不重要，我在修订版中只用了万把字就打发了。

关于金庸小说文学的价值是要拉开时间距离的，我们距离金庸太近。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他是迄今为止的最高峰。而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如何评价他，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文学总是需要时间沉淀的。他早年看不起自己的武侠小说，一再说是“娱乐品”，不足道，而反复强调《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1993年卖掉《明报》后，武侠小说家成为他最重要的自我定位，报人角色被淡化甚至忽略了。2003年7月他接受央视《新闻夜话》采访时，给自己设计了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本报记者谢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