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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家族六百年传奇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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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大家很难接受金庸就这样离开众人视线退隐江湖。”  这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一段话,将世界奇观“海宁钱塘江大潮”的磅礴气势,写得淋漓尽致。”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借主人公陈家洛的眼光,详细描写了皇帝对海宁大家族的恩宠。

 

海宁查氏荣辱都是文字

康熙恩宠,雍正剿杀,近代复兴

本刊记者李鹭芸胡婷婷

寻访金庸江南旧居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正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这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一段话,将世界奇观“海宁钱塘江大潮”的磅礴气势,写得淋漓尽致。而海宁这座“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正是他的故乡。每年农历八月十八(今年公历9月15日)是海宁观潮的最佳时节,很多游客前来饱览“一线横江”的绝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来到这里,不仅为观潮,更为踏上査氏家族600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土壤,探寻金庸先生成为“侠之大者”的源头。

从海宁市区东行20公里,就来到金庸的出生地——袁花镇新伟村。小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毛竹山巍巍耸立,花溪水潺潺流淌。顺着乡间小道一路前行,走到一片葱茏碧绿的桑树林,便可以望见一座黛瓦白墙的深宅大院,院墙上题写着“金庸旧居”4个大字。

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査良楠,如今负责旧居的管理事务。他每天除了拿着毛掸清除灰尘,就是默默地坐在离大门最近的一张桌子后面,守着这座充满了悲欢离合的老宅子。

在査良楠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前厅,沿着回廊往里走,拐角处有一间小屋,屋中是一张旧式木床和一个雕花梳妆台,金庸就是在这里呱呱坠地的。旁边的书房还保留着,少年金庸正是在这间书房里秉烛夜读,打下了最初的文学基础,如今人去楼空,只剩木桌。宅子最深处是一个主题为“走进金庸”的展示厅,陈列着金庸的全套作品,还有无数杂文短集。14部长篇武侠小说按照金庸自己取书名第一个字串成对联的方式排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査良楠和哥哥金庸都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采访中,他们的堂叔辈、长居袁花镇的査家第二十一代孙査建国,特意来到旧居,指着墙上的家谱图,给记者详细讲解:“我们家族出来的名人,尤其是文人实在太多了,历史上不曾间断。”

海宁博物馆地方史研究者吴德建,参与修订了最新一版査氏家谱。翻开这套6卷本的家谱,他感慨道:“査家是真正‘以文为业,书香传家’啊!这60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

由此看来,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

“陈家洛到得家门,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隅园’,这时原匾已除,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字,笔致圆柔,认得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之旁,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心中一怔,跳进围墙。一进去便见到一座亭子,亭中有块大石碑。走进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见碑文俱新,刻着六首五言律诗,题目是‘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碑文字迹也是乾隆所书……由西折入长廊,经‘沧波浴景之轩’而至环碧堂,见堂中悬了一块新匾,写着‘爱日堂’三字,也是乾隆所书……出得堂来,经赤栏曲桥,天香坞,北转至十二楼边……便是母亲的旧居筠香馆。只见馆前也换上了新匾,写着‘春晖堂’三字,也是乾隆御笔。”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借主人公陈家洛的眼光,详细描写了皇帝对海宁大家族的恩宠。这种皇帝题匾、题诗,在金庸旧居中随处可见,正是査氏家族曾亲身享受过的荣耀。

“査”姓来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76年,鲁庄公之子姬延被封为子爵,“食采于査邑”,便姓了“査”,在山东一带繁衍生息。五代十国时期,査氏出现了第一位名人,南唐军事将领查文徽。其弟查文徵一家迁徙到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定居,直到元末天下大乱,后人査瑜带着妻儿老小,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坐船躲到嘉兴。经朋友介绍,査瑜到海宁袁花镇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他欣喜地发现,袁花镇依山面水,土地肥沃,民风淳厚,跟婺源很像。更巧的是,婺源有个凤山岗,海宁有座龙山,合起来便是“龙凤呈祥”,正是吉兆。于是,査瑜举家定居这片“福地”,一边“勤恳耕作,敦睦乡里”,一边“以儒为业,诗礼传家”。

从迁居海宁的第二代开始,査家便成为有名的“文宦之家”。 第一位显达之人是查瑜之子查恕。他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外号“査一帖”,只要一帖药就可治好病,且医德很高,为穷人免费治病,闻名江南。他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赞赏,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

大约过了100年,弘治三年(1490年),第五代查焕考中进士,成为查家登科甲的第一人。明朝一代,查家中进士6人,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传为盛事。

到清朝康熙年间,査氏家族人丁超过300人,进入全盛时期。十余人考取进士,5人进入翰林院,其中查慎行(原名査嗣琏)、查嗣瑮、查嗣庭更是亲兄弟三人同为翰林院编修。査家因此有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之誉。查舁(音同“鱼”)陪皇帝在南书房念书,成为康熙近侍,康熙亲笔题写了“澹远堂”的匾额赐予他,并赐予一副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寥寥十余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此外,康熙还陆续为査家题写了“敬业堂”、“嘉瑞堂”的匾额,恩宠冠绝一时。可惜的是,康熙御笔的匾额和楹联,已经毁于战乱。如今悬挂于旧居的是复制件。

两场文字狱的折磨

“黄宗羲神色惨淡,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我二人来此,乃是为了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顾炎武道:‘这次《明史》一案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这是金庸《鹿鼎记》开头一段文字。其中提到的伊璜先生,正是金庸先祖査继佐。善于科考的査家子弟靠八股文章走向了家族兴盛,然而同样是文字,给他们带来了不祥之兆:“明史案”牵连到了他们。

明末清初,浙江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编了本《明史辑略》,请了16位名士帮忙修订。査继佐也收到了邀请,但他生性谨慎,并未答应。书成之后,为了扩大名气,庄家自作主张,将査继佐的名字列在修订者之中。此书大量刊印,流传甚广。清初权臣鳌拜以书中有“讽刺朝廷”的内容为由,下令彻查,杀戮上百人,査继佐以“大逆罪”被判腰斩。幸好之前査继佐早早地就上书浙江官员,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再加上与康熙关系密切,几经周折,他才被放出来,海宁査家侥幸免罪。

几十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査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1726年,“科场案”爆发。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止”,正是去掉了“雍正”之首,犯了“砍皇头”的大忌。査嗣庭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被杀、被流放,女人全部罚为奴仆。比扼杀生命更狠辣的,是扼杀査家的科考机会。雍正以“出了査嗣庭这样的士林败类”为由,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诗文尽毁,书生无路,这才是査家真正的灭顶之灾。

这场文字狱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恩怨。査嗣庭的才华,深受雍正舅舅隆科多的赏识。隆科多因为在雍正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一直居功自傲。雍正坐稳皇位后,对这个跋扈的舅舅不能忍受,开始清算隆科多一党,受到隆科多赏识的査嗣庭自然在劫难逃。

“科场案”夺走了査家数人的生命,据说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査嗣庭哥哥查慎行一家4口,但它没有摧毁查氏的文气。査慎行从此不再入朝为官,一是醉心写诗,培育出一个新的査氏家族诗人群体,这批人出了100多部著作,到乾隆年间,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二是醉心藏书,査慎行建起的“得树楼”,加上査家历代传下来的“澹远堂”、“双遂堂”、“查浦书屋”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图书馆。

这也算因祸得福,査家不再把重心放在科举上,而是专注于文学,终于泽被后人。金庸就说过:“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如今有文人,也有实业家

到了近现代,査家全面复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既有诗人查良铮(穆旦),也有教育家查良钊、查良鉴,还有“纺织大王”查济民。

第十九代的查济民出生于1914年,少年时就对纺织工业有浓厚兴趣。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纺织工业是大有出路的。他从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历任常州、重庆、上海等地纺织染厂的工程师、厂长、经理。1947年秋在香港创办“中国染厂”。

查济民不仅是一名实业家,也是知名的“政治智囊”。1992年,他担任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在《基本法》草案出台、香港回归等众多历史性事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荣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更难能可贵的是,査氏的家族亲情在查济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以后,查济民不顾古稀高龄,满腔热血,奔走于祖国各地,投资办厂。他在海宁筹建纺织企业,建起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准的工厂。记者在海宁采访时,随便问一位乡亲,都能说出查济民名下的几家公司。查济民90岁高龄时,还主持重修査氏家谱,连接起了断裂百年的家族史。2007年3月,查济民辞世,家谱主编者之一吴德建对记者说:“他对家乡的感情可谓至诚至深。”

比查济民小4岁的晚辈查良铮(穆旦)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大陆名气很大。他属于从海宁分衍出去的“北査”。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经营盐业发家致富,成为有名的商人,被称为“北査”。这一支多以经商为主,很少涉足官场,因此在海宁査氏的两场文字狱案中得以幸免。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一辈子都没见过面,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

在近代文坛,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小时候,金庸跟母亲回徐家,见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哥。当时徐志摩已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剑桥大学写的《再别康桥》一诗已脍炙人口。70多年后,金庸以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续写了家族文人的名校缘分。

靠文化延续了600年

《孟子》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定居海宁600年来,査氏家族传承二十几代,历经时代变迁,却一直名人辈出,至今仍是江南望族。这个家族为何有着源源不绝的涵养与力量,获得如此傲人的成就?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海宁名人研究会会长章景曙。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查氏家族有什么特点?

章景曙:查氏迁到海宁时,就是从事教书工作的。家里就两件事:读书、耕种,从中归结出了“耕读为务”的家训,这是他们家族最鲜明的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支撑这个家族在后来的600年里几乎代代出名人?

章景曙:钱穆先生(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立家根本,就建立了“家风”。明朝海宁查氏第七代开始修订家谱,按照“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作为字辈取名。这首八言诗,包含着浓重的儒家思想,从书面上确立了海宁查氏的家风。

立了“家风”就有凝聚力。查氏每一代都坚定不移地考科举,对文学和史学素有研究传统,形成了“家学”。一个家族有了“家风”和“家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环球人物杂志:查家的文学和史学成就到底有多大?

章景曙:我举个例子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显示,《查氏海昌诗集》中,收入了200多名査姓诗人的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查继佐,一个查慎行,他们奠定了查家在诗坛的地位。在查继佐家,不仅男的写诗,女的也写诗,甚至连家里的下人都会。文学对这个家族的熏陶可见一斑。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查氏家族是“以文传家”?

章景曙:对,海宁查家是靠文化延续了600年。从文的就不用说了,就是从政的和从商的,代代都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比如康熙年间,“北査”在天津建立了水西庄,天下所有文人都可以去水西庄读书,当时在北方的文化圈里非常有名。这说明海宁查氏即使外迁做了生意,没有“耕”,也不放弃“读”。

环球人物杂志:海宁这个地方,对哺育查氏家族有什么影响?

章景曙:在清朝有“海宁文风”一说。那时海宁几个大家族互相通婚,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链,这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出了3个宰相的海宁陈家,是这个链条里的关键一环。乾隆六下江南,四次住在陈家,他一来,几大家族的文人就坐在一起读书、赏析、吟咏,慢慢形成了独步江南的“海宁文风”。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对海宁查氏影响极大。

环球人物杂志:反过来,查氏家族对海宁有多大影响?

章景曙:海宁至今流传一句话,“查诗、陈书、朱文章”,这三家共同奠定了海宁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基础,使海宁成为文化之乡。另外,查氏给海宁留下了许多藏书楼,这对海宁的影响很大。今天,藏书文化、名人文化、潮文化和灯文化,被称为“海宁四大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查氏家族名人中,金庸对海宁的影响有多大?

章景曙:金庸是一个家族感很强的人。查氏的“家风”和“家学”,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金庸曾说,家族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懂得了要多读书。这对于金庸能成为今日之金庸至关重要。

结束采访时,我们特意来到看潮的观塘,“海宁潮”已如约而至。水声喧哗,一如几十年前那个夜晚,还在做童子军的青年金庸就在这里露营。滚滚浪潮打破了他的梦境,也流泻在了他多年后的笔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和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都是以海宁为背景,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曾经灿若星辰的文人名士,不过是浪花一朵,只有家族血脉和文化传承像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你永远不会知道,它还将孕育多少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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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海亮]

标签:金庸 武侠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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