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家族六百年传奇

环球人物201126期封面

好友弟子谈金庸近况

“老人家现在只想过颐养天年的生活”

姜舜源

本刊记者李鹭芸

现在，关于金庸的新闻，在网上仍然很多。但细看却发现，尽是“金庸小说改编的网游上线”啦，“金庸原著又翻拍成影视剧”啦，“某热点人物堪比金庸笔下的谁谁”啦，而关于金庸本人的近况，却几乎找不到。他就像自己笔下的王重阳、风清扬一般，曾经叱咤江湖风头无两，如今却极难觅其踪影，成了传说一般的存在。

所以，2010年6月和12月，微博上两次传出金庸“去世”的消息，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震惊之余疯狂转发，全然不顾消息的真假。最终当事人辟谣，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传谣的经典案例。那么，金庸的近况究竟如何？

姜舜源：他的身体状况很好

作家姜舜源与金庸是多年好友，一直保持联系。他特别为本刊撰文，讲述金庸现在的生活。

这几年，我因工作关系先是有幸数次蒙金庸先生安排专访，无拘无束地长谈，后来就成为他的小朋友，连我的儿子也叨光荣列“小友”队伍。金庸先生是驰名海内外的文化名人，但我们感觉不到他有半点名人的架子。谈起来有时海阔天空，古往今来，信马由缰；有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当他谈到自己研究的课题，或是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他就神采飞动，脸上挂着微醺一样的微笑，眼睛泛出睿智的明光，思绪如行云流水，谈吐如飞玉走珠。末了，常常轻扶一下眼镜，手从脑后掠过，眼睛注视着我们，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金庸先生在公开场合一向是“动见观瞻”，去年以来“金迷”朋友们更关注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我这几年来有幸经常跟他老人家讨教、聚会，也不时从他的秘书吴玉芬小姐那里得到相关近况，知道他老人家这几年潜心于生平向往的学术研究，去年刚完成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课程及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每年又有计划地到他出任名誉教授的大学讲课及学术交流，从而尽量减少“曝光”。现在金庸先生身体状况很好，精力充沛，心情非常愉快，一如既往，每天看书学习。

不少朋友猜测金庸先生有什么养生秘方，其实没有，如果说有，那就是生活要有规律。现在金庸先生每天“黎明即起”，在跑步机上边走边看晨早新闻，锻炼身体15到20分钟，然后用早餐；上午看报、读书；中午不休息，看看电视；下午有时到写字楼办公室会客，不去的话，就留在家中书房里看书，再就是查资料、做功课。“学习最乐”，他乐此不疲。

卢敦基：老人家有自己的难处

卢敦基是金庸在浙江大学带的第一个博士生，但谈及金庸的近况，他总是讳莫如深。

环球人物杂志：能否谈谈金庸先生的现状？

卢敦基：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要知道老师身体还健康，就心安了。而且，老师从2010年初开始就基本不出香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怎么允许他坐飞机了。老人家有自己的难处，老师现在只想过普通老人过的、颐养天年的生活，作为学生我尊重他老人家的决定。

环球人物杂志：大家很难接受金庸就这样离开众人视线退隐江湖。

卢敦基：其实大家应该多理解老师，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这是老师早年从《明报》退休时说过的原话。能进能退，潇洒来去，是处世的最高境界。

骂当局被迫退学，写社评险遭暗杀，受邀请起草《基本法》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韩云波

本刊记者胡婷婷

金庸本是写大侠的，但如今自己也被人称为“大侠”，原因就在于，金庸一生的传奇程度，丝毫不逊于他笔下的人物。不同时期的金庸，演绎着不同的传奇。

叛逆性格让他两度退学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县袁花镇赫山房(现海宁市袁花镇新伟村)一个文苑之家。父亲查枢卿，母亲徐禄。在香港报界，人们通常以“查先生”称呼他。“查”作为姓氏，普通话读作“楂”，但在粤语中仍念作“茶”。在文学界，大家通常以“金庸先生”称呼。

童年的金庸有一种同情弱小的柔情。他家的长工和生，一个小豆腐店主的儿子，曾因有人垂涎其未婚妻的美貌，被陷害入狱，打成了半边驼子，金庸后来根据这一原型写了《连城诀》。他说：“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我写武侠小说。”

8岁时，金庸读了此生的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之后又读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书籍，开始与武侠小说结缘。据他自述：“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

1936年，12岁的金庸从袁花的龙山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初三毕业前夕，他发现不少报考初中的小师弟们缺少考试辅导材料，于是与两位同学一起搜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1939年6月，金庸初中毕业，9月考入高中部，他内心深处的叛逆开始表现出来。高二时，他在墙报上发表《阿丽丝漫游记》，生动地描绘了一条眼镜蛇威胁学生“我叫你永远不得超生”，讽刺当局派来压制学生的训育主任沈乃昌，被勒令退学。

后来，他转学到衢州中学，旧习不改，写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批评教导主任欺侮学生，居然还在《东南日报》发表了，不过这次他文字的锋芒收敛了不少，训育主任也只好以“你真是狂得可以”做结收场，没把他开除。

1943年，金庸考进了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然而，战事使偌大个中国早已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烽火烛天，特务横行，校园亦然。由于投诉大学里的国民党特务，金庸在大二时再一次被开除。幸好有一个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璁，金庸得以谋到一份只读书不做事的馆员闲差。

抗战胜利后，金庸先求学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供职于《东南日报》和《大公报》。1948年他被派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两年后《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与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他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姚馥兰为英文“Your 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

1950年11月，金庸在《大公报》发表的几篇关于法律的论文，引起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注意，推荐他到外交部工作。一直想当外交官的他满怀希望地北上赴职，却很快因为生活不习惯，离开外交部返回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