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流亡，一个人就是一个种族

北岛那时候在美国，我去拜访他，北岛那是真正体验过流亡的人，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讲，流亡是个词，对他而言那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一点都不享受，里边有多少坎儿你必须迈过去，有多少困难你必须克服掉，然后他才走到今天。我想顾城也一样，他生活在激流岛，养鸡，也没什么朋友，没有人来往，身边就一个谢烨，那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也许今天我们说起他们来，一个个都是牛气哄哄的人，都是大人物，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一个人就是一个种族”的这样一个过程，这种经验会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诗歌里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们的诗不好懂，因为我们没有过那种体验，我看到北岛在美国的时候，他可以去参加各种朗诵会，但是他的生存状态本身是一个萎缩的状态。

北岛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我去他那儿的时候，他给我做饭，我说你做得还不错，他说你要知道，一个人在国外，会做饭、能烧一手好菜就能交到朋友，你可以请人来家里吃饭，你又没钱请别人去饭馆吃饭。烧一手好菜就能交到朋友，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他们的东西里面会有一种收缩的时候所产生的那样一种力量。

每个人都可能体会到孤独，但诗人有时候会把这个孤独感放大，一个艺术家同样也可以把某一种色彩关系给做得很强，因为这是他手里的活儿。

我觉得他们后来的诗更朦胧，老北岛的诗，就是后来的诗比原来的诗更朦胧。他们是紧跟着文革出现的，在这个之前，大家读到的那种口号式的诗歌太多了，一下不习惯他们这样的写法，不习惯他们的工作，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所以称为朦胧诗。但是对我一个比他们更年轻的人来说，我明白他们在写什么，反倒是他们后来出了国写的一些东西，由于跟我的生活离得远一点，理解起来有些困难，比如为什么从这一段过渡到这样一面，为什么不朝着另外一方面过渡。

顾城的那些线描做得很好，但是要说他就是一个画家，以绘画来安身立命，到不了那个程度，顾城写的一些古体诗，挺有灵性的，但是要说把古体诗已经发展到像聂绀弩一样好，像启功一样好，没到那个程度。他就是现代诗，他的现代诗的写作非常独特。

顾城晚期的诗里边充满了鬼魂，他早期的诗里鬼魂不多，比如他去一个红卫兵的墓，我觉得他是更想写出一种历史感来，他后来到晚期的诗歌里出现的鬼魂，那是真正的鬼魂。鬼魂在他的作品当中的出现，跟他后来的死恐怕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联系。也可能他让自己更敞开一些他就过去了，但是他恰恰就没过去，我不能假设。我前一阵子重读顾城的诗，尤其到晚期的时候，顾城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真是可惜了。

诗歌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秘密发动机

顾城和海子都属于有故事的人，普通读者读一个人的作品，不光是读这个人的文本，他还要知道这个人的故事。顾城后来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当然跟他的故事有关系，海子也是个故事，所谓故事就是个神话。有一次我和几个诗人坐飞机从印度回来，在飞机上我睡着了，欧阳江河就跟空姐聊天，空姐问你们都是干什么的，欧阳江河说我们是诗人，空姐问诗人是干什么的，欧阳江河说，你听说过北岛吗？空姐说没听说过。你听说过顾城吗？空姐说，听说过，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那个。欧阳江河指着我说，这是西川，空姐说没听说过。你听说过海子吗？听说过，听说过，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个嘛。总之说活人都没听说过，说死人全知道，太过分了这个。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媒体更多展现给你的是一些事件。

顾城从小受到的不是正规的教育，顾城喜欢西班牙洛尔迦的诗歌，他读的肯定是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的诗歌，被顾城接受下来，但是同时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他西班牙诗人的诗歌为什么顾城就不喜欢？比如希梅内斯，他为什么没有走到希梅内斯那条道上，而是走到了洛尔迦这条道上？这些东西都没有被讨论过，但是现在好多事反倒被这个死给吸收进来了，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变成很简单了，它也满足了读者最基本的好奇心需要。

如果真正研究一个诗人，进入到一个诗人的内部去看，其实是很复杂的。他晚期的东西写得没有早期的那么腻歪人了，开始有幽暗的东西了，鬼魂的东西了，又充分调动了偶然性，他的想象力、灵性跟洛尔迦那个灵性还是相通的，同时又向幽暗敞开，这个就有意思了。我看诗人不会那么简单的，他干了个什么事就变得重要了，或者是被记住了，这个对我来讲没有意义。

我特别不愿意谈诗人之死，在每一个行当的人里面都有非正常死亡的，但是大家好像更愿意赋予诗人之死以更多的含义。我不愿意说诗人之死和一个普通人的死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是有不同的含义，但是要说这个人的死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个人的死就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我是不同意的，任何人的死都是死。

海子的死，骆一禾的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以为自己理解这个世界，他们死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我其实根本就不理解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突然陌生起来的世界，只剩下一个情形，就是目瞪口呆。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像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都是不对的，所有以前对死亡的想象在这个时候全失效了。这个活生生的死亡一下子把一个活人给废掉了。

我自己是通过他们的死亡，直接感受到一种东西叫脱胎换骨。但是顾城的事对我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在那一段时间，我已经习惯于死亡了，我只是依然很震惊，但是不会让我产生像海子、骆一禾死亡时的那种感觉，仿佛自己有一部分被他们带走了。

海子、骆一禾他们死了以后，我变得非常迷信，我开始觉得生活当中的或者写作当中的有些东西是可以碰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海子可能碰的东西太多了，骆一禾碰的也不少。我前一阵给骆一禾和海子俩人编一本书叫做《兄弟诗选》，他们一方面突破了很多东西，很多以前我们写作当中不触碰的东西，他们都在写作当中触碰到了，另外一方面，触碰那些东西就有触碰那些东西的代价。所以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变得非常迷信，现在好像又好一点了，但仍然会时时感觉到自己在生活的阴影当中，到处都是影子。我曾经在国外去过一个修道院，修道院里面有一个嬷嬷，她就托人问我说，为什么觉得这个人背后好像跟着什么似的，那段时间就是这样。

我写过一篇叫做《生命的故事》的文章，写海子、骆一禾、戈麦和张风华他们四个人的死对我的影响，把我的记忆、心里的负担全都转到那个文字里边去了。经历了这些事，是内心深处的一种体验。

当代的诗歌已经要比80年代要丰富得多，写法的花样要多得多。当然，现在的诗人面对的问题也不是80年代的诗人面对的问题，现在的诗人面对的是当下的很多问题，自己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写作本身的问题、风格的问题等等。80年代一本诗集的发行量比现在要多得多，但是我自己的生活里边的诗人从来没少过。大家都觉得现在诗歌越来越被边缘化，恐怕是存在这么一个边缘化的情况，但是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圈子里，我从来不感觉自己是处在边缘的。

时代变得很厉害了，这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大家依然都还闷头写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且现在能够从事的工作太多了，拍电影、唱歌、作曲、写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表达你自己和你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我们现在能干的活太多了，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大潮流，它走到这一步了。

有一些人依然是诗歌的真正的读者，在现在的这个状态下，即使他们自己不一定写那么多的诗，他们不以诗人自居，但是他们也读诗，有些是其他行当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或者电影人。而这些人对诗歌的关注，会影响到他们的受众，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画家，你读诗，你把诗歌的这种东西转化为你的绘画，看你的画的观众会曲折地感受到一种诗意。

媒体语言到今天，已经变化得很灵活了，这个变化也是跟诗人们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因为诗人就是改造语言的，慢慢地就把语言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也有很多社会原因，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可能我从一个诗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跟从一个非诗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还不太一样。

这些年来，诗人们在诗歌内部所做的革新、创造，获得的发现，取得的成就，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说法，是我那年在上海《东方早报》颁“文化中国十年人物大奖”的时候，我在颁奖会上说的，从一个诗人的角度讲，诗歌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秘密发动机。很多人认为诗歌已经退到一边去了，但是我觉得诗人在诗歌内部所做的这些工作、这些发现、这些实验，实际上会曲折地影响到其他行当。

比如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美术家、画家好像更显眼，电影导演好像更显眼，但是他们的那个显眼里面，背后是巨大的资本在推动，比如说一幅画卖几千万，一个电影投资上亿。诗歌没有人做这个事情，诗歌背后没有资本在推动，真正推动诗歌的就是我们每一个诗人的心，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个行当是有多少个亿的资本在推动，而这个行当没有资本在推动，然后还要比较他们两者谁更有影响力，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中国整个几十年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发展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你的生活改变，你要消费。就诗歌而言，我可以说，诗歌可能太昂贵了，以至于几个亿都消费不起。

我说的严肃一点，诗歌是在要求你的，不是你坐在电影院里，吃个冰淇淋，磕个瓜子，就把它消费掉了，诗歌有的时候它要的是你的命，这种东西使得某些人从诗歌这块离开了，谁都不愿把命搭在这儿。这个可能从一个相反的方向讲，在今天我依然觉得诗歌有它的深刻的存在理由。

从一个市场的角度看问题，诗歌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甚至有可能是属于另外一个宇宙的东西了。海子现在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有一些人也试图把海子商品化，我一直编海子的这些书，实际上也有一种抗拒，我不愿意把它变得太商品化，但它可能不得不商品化，因为大家要读他的东西。如果我要是就想拿海子挣钱的话，一定是另外的一套做法，但是我不愿意把诗歌推到那样一个状态，一个完全可以被消费的状态。有些人想邀请我把这个东西做成那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拒绝的，比如说让我用做电影院线的这个方法来操持海子，我绝不这么干，那样我就是让他再死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