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异性恋婚姻是炒股 同性恋也应该拥有这支股票

凤凰网文化：同性恋在全世界是“弱势群体”或者“地下状态”吗？

崔子恩：“弱势群体”这个词在西方已经不用，华文里面虽然还有这个所谓的概念，但在中国也不完全，像今年酷儿影展是第五届，我们做了一个十年的回顾和纪念：在中国，同性恋既不合法，也不非法。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律师在网上辩论，他说对同性恋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我说不支持就等于歧视，不支持的意思是不鼓励，不鼓励就意味着你跟国家同步，跟国家的立场一样就等于他个人没有自己的话语。

凤凰网文化：你的微博正好是在“吕丽萍歧视同性恋”事件时开的，你发微博说“反对异性恋婚姻，反对异性结婚”？

崔子恩：这个就是对抗同性恋婚姻不合法，既然同性恋婚姻不合法，异性恋婚姻合法有什么用呀？很多人不也利用这个玩游戏吗？形式婚姻：申请各种各样的保障房。我觉得异性恋婚姻是炒股，但是社会建构应该公平，既然异性恋可以用婚姻作为股票，同性恋也应该拥有这支股票，我是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但是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么朽坏、风雨飘摇又漏洞百出的婚姻这个形式。

凤凰网文化：以前的说法是先有性别，再有性取向。比如你是男性，然后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是异性恋；又有另一种说法是先被社会训练性取向，然后每个人都按照普世价值再塑造自己的性别。这样的话，你被规定为喜欢异性，所以你应该有男性特征，然后你开始学习男性的性情、行为举止，甚至社会地位。怎么看性别和性取向的原创性以及社会影响？

崔子恩：对人类来说，“先后”这个理论由来已久，讲先后讲因果的链条关系在我的理论里一直都是被丢弃的、被打碎的。人的生活是在一个丰富的状态下进展完成的，无论是先后，还是后天，一个生龙活虎的孩子，他生来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兴趣，不是一上来就屏蔽掉哪个性别。但是有的家长会说“我们家小帅哥就专门喜欢美女”、“男孩别在女孩面前露小鸡鸡”之类，渐渐地这个男孩看到女孩会害羞，慢慢建立起来所谓两性的关系，异性恋在某个程度上是不断被鼓励的、文化运作的结果。

我还没上学，我就想我不可能结婚，特别否定“婚姻”这个所谓“幸福”的表象，否定男女二元关系。就从我的个案来讲，当有一种太强权太强势的东西强加给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这个阴霾对抗就会暗暗地滋生出一个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思想，而且这个思想特别强大。一个人如果很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他不可能不一帆风顺，这就是我的想法。

part02在社会生活里 必须既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也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凤凰网文化：你的文学和电影在国外拿过很多奖，但在国内还是相对乏人知晓，你怎么看？

崔子恩：我特别精心地写作，很真挚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别人看还是不看是别人的事情。另外不管我的文学怎么样，她还是所谓实验主义的文学，基本上还有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位置。前一段有一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老师公开说，“崔子恩的文学在中国受到了忽略”。有这样的呼喊，就意味着得到了承认，就是她的存在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只是这个力量还没有蔓延。

但是影像连公开流通都没有，所有我是有一点想写自己影像史的想法，拍完每部影片，都做一个小小的导演阐述。而且我的影像比我的文学更加脱离体系、脱离成规、脱离社会文化的束缚，我使用的语言形式也更具破坏性，叫反对修辞，反对传统的电影语言，否定所谓的艺术化、大师化，把大家觉得神圣不可侵犯的部分撕裂和摔打。说反体制的话，因为我就是学院派，比如说你否定精英，你必须是精英分子，你要灭学院派，自己不是学院派怎么灭呢？所以学院派的人都很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精英主义颠覆掉。

凤凰网文化：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反而被反抗所束缚了呢？

崔子恩：对，在现在的社会生活里，你必须既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也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有个词叫“不反抗”，用福柯话讲叫“拒绝”，就是我不介入你这个游戏。在美国，美国很多人都是拒绝的态度，有的人自甘流浪，或者自甘放弃社会地位，他们对资本主义无能为力，也不反抗也不游行，但是他们也不去成为一个公司雇员。现代主义是你必须选择，你只能在一个最坏的世界里面选择一个最好的，你不反对就同流合污，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必须选择的一个立场。在中国，即使作为一个乞丐都会社会化，给你组织起来去乞讨，散兵游勇要受到打压，很快被吃掉。

前些天微博上有一个帖子，一个女孩背着名牌包包坐在地铁里被拍，其他人就评论，那女孩就反问“我买奢侈品干你屁事”……现在大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先说“干你屁事”，之后社会才能够慢慢解放成美国那样，在美国社会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你怎样只是你自己的事，而在中国你做点什么小屁事都变成举世瞩目，所有的行为都要被统化在某一个领域，这真是整个中国在一统政治下特别成功操作地一个结局。

part03中国人把电影节看得虚荣 商业片的制作方式是垃圾

凤凰网文化：介绍一些你参加过的有意思的电影节好吗？

崔子恩：因为用好和坏来评价电影是不对的，选片其实就是趣味，你是不是跟她趣味相投，没有好与坏。电影节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中国人把电影节看虚荣了，电影节本身的内容很丰富，没有那么虚荣。在电影节可以看到全世界新的作品、老的作品还有在商业影院里看不到的作品，西方的观众很珍惜影展是因为能看到那些不是好莱坞式发行的影片。

比如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是重头戏，红地毯、要宫廷盛宴式的奢靡排场，我觉得这是欧洲陋习带来的结果，但是全世界的人都还觉得这是权威；Panorama（“全景单元”）是次宫廷、郡主的那种，也是开闭幕式在宫廷举行，超级豪华超级费钱；但是The Generation（“新世代单元”）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感觉，只有一个咸面包圈挂在那儿，你去拿一个吃，素朴无华。她其实有一整套搭配，但是因为中国人太不了解电影节了，有很多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电影节嘛。

再比如洛迦诺影展，今年朱日坤有去做评委，这个电影节是世界上所谓最古老的电影节，她的单元会分很多，光纪录片就分两个单元，每一年还会增加新的单元，不会像所谓三大电影节（戛纳影展、柏林影展、威尼斯影展）就固定在几个权威性单元里。洛迦诺影展没有最重要的展厅，还有一个大的广场做露天放映，住在旁边的居民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影；颁奖也是不同场所地颁；她也不太跟亚洲玩“东西方游戏”，出东方牌或以拒绝东方作为姿态，洛迦诺比较随性，无论东西方电影，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我觉得西方观众去的最多的影展是鹿特丹影展，因为欧洲的观众觉得就在那里可以看到好的电影，他们预期的电影。鹿特丹影展和柏林影展在一月二月，他们之间会有竞争，大家都说现在的柏林影展已经被冲垮了。

凤凰网文化：你为什么不拍商业片？

崔子恩：我从《英雄》开始不看商业片，就是源于商业片的制作。商业片就是拿出一笔钱，把一群人混乱组织起来，虐待那些底层：所有大场面里面吃不饱的，拿钱最少的，就是那些大场面里面的群众，最后只成就了几个所谓的明星，成就了票房。那种制作电影的方式是垃圾。

所以我的影像制作一定是跟自己的邻人有关，我自己的邻人里男性多，男性在我的影像里被看，用男性作为呈现体。其实独立影像最好的部分，最珍贵的解读就在这儿：你的邻人什么样，你的影像也就什么样。很多做独立影像的人常常做得特拧巴，倾家荡产地去拍一个片子，拍的东西、用的材料都特别遥远、特体制化：一个摄制组成立了，我导演你演员，攒一笔钱，全世界乱找人，找来一千个群众演员，一万匹马，盒饭不能太贵，5块钱控制住，30天拍完。那样的电影没有养份，但是独立电影人自己不满足于目前的现状，纷纷要成为主流，就是因为中国电影所谓的体制是审查制，一旦分级制出现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美国的独立电影、地下电影就是另一个概念，她是拒绝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拒绝商业化，拒绝放映，拒绝收入……

part04认同“打工子弟”如同认同“官员群体” 耶稣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凤凰网文化：怎么想拍《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这种反应底层现状的纪录片呢？

崔子恩：我以前也做过一些社会最底层的影片，比如《夜景》是讲男妓的。我拍《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打工子弟是因为我认同他们。其实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也认同中国的官员群体，中国的官员群体也同样的软弱无力。我以前做过一个演讲，说“在中国，人人都是边缘人”。大家都担心被主流抛弃，包括官员，所以有些人就趁官位在的时候马上巧取豪夺。因为这个社会十分十分残酷，不管你是谁，没用了，就滚吧。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不在边缘，核心就是被虚构出来的那么一个权力中心，谁也抓不到它，每个人都接近那个核，但那个核是虚构的。

凤凰网文化：“认同所有人”是受你的宗教信仰影响吗？“信”是怎么一回事？

崔子恩：卡扎赞斯基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里边有一个段落，讲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碰到了他的门徒多莫，他问耶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字，我也没有思想，没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你是上帝，我怎么走进你？”耶稣说“走进我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信’，另外一条道路是‘思想’”。多莫马上欢欣鼓舞，他说“我知道了，我是通过信来达到你的”，就是很简单的“信”，没有什么。

我自己是通过思想来建立的信，更彻底的讲“信”是后现代的，尽管在文本的意义上她发生在古典时代，我也认为耶稣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本质主义者”，什么叫反本质主义？它不是通过一个真理性探究来判断的，而就是很简单的，耶稣自己意识到自己上帝的身份时就信了。或者说我觉得他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一个审判者、救世者，他可以在现代主义时代复活为现代主义者，又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复活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part05华人世界一直有家长式的忧患意识包袱 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理想国的勇气

凤凰网文化：你的电影《旧约》里兄嫂怕弟弟是同性恋就以死相逼，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的亲人或朋友把他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你，怎么平衡责任？

崔子恩：《丑角登场》我拍了个故事，一个男孩儿为了他的男朋友小博去变性，变性手术需要筹款、需要手术、需要康复，几年过去了，等他再出现在小博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女人了。焕然一新的女人特高兴，“我的头发长不长，我的胸罩多少多少厘米，我的腰怎么怎么样……”但是小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小博看到的是眼前这个人，他没有爱眼前这个人，所以他过去的那些诺言不重要。

我实际生活里面就遇到过这种，他会告诉你，你要有条件，比如说你的身体要符合可以结婚的标准，他才会爱，其实那个“爱”是“结婚跟生孩子”。那样的人和他的故事是感人而悲剧的，我恰好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我是一个喜剧人物，我学龄前就已经把婚姻体系都看透了。我也希望我最亲近的人像我一样，但是这也是一种强加，所以我就算了。

凤凰网文化：作家刘震云说“每个人之所以做的选择不一样，是因为他看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你之前说过你不需要安全感，你怎么看忧患意识？

崔子恩：这个就是中国人一直在讲的长远眼光，都是家长式的，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给设计好了……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包袱，忧虑将来怎么样，但是真的有可能将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们应该承认生命本身就是赤裸裸一无所有，最后像一个气泡碎掉了，从物理上来讲，就是破灭了。我认为最长远的眼光就是承认每个人的气泡破灭，在气泡破灭之前，好好地对这个世界对自己，而不是剥夺其他气泡的权力，这就讲到社会。

我每次去美国都会看到那些一望无际的，不知边界在哪里的私人庄园或者宅子，我觉得很恐惧，他不需要那么大，公有制当然也有公有制的问题，但是人类不能因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阶段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放弃掉对私有制的质疑，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还是一种勇气。我前两年去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有一个区是无政府主义区，那里可以自由交易海洛因，没有任何人是领袖、首领，你真的看到一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阶段觉得集权没有办法击破，在资本主义你会觉得金钱没有办法击破，真的是同样的恐惧。这个世界要不要这么早定型框架，我是挺质疑的，我觉得人类的形态还是需要寻找一个理想国。

part06出家的人比别的人更热爱生活 儒释道对于生命只有剥夺性没有建设性

凤凰网文化：你说最后都会灭绝，为什么现在还要活着？

崔子恩：因为你活着，因为你是生物，没别的。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地上的百合，她们都在活着，她们都在怒放地活着，等她们枯萎的时候就枯萎，人就尊重这个就行了。

我身边这两年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都选择了出家，一个叫俊睿，一个叫子佳，一个是《我如花似玉的儿子》的主演，一个是在程裕苏导演《目的地，上海》里演我的朋友那个男孩，他们几乎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里选择了“放弃世俗生活”。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们的做法，我觉得凡是出家的人，都是因为太爱生活了，他们比别的人热爱生活，只是他们不想污泥浊水地生活，而有更多的人被污泥浊水淹在半腰上生活，有的人几乎没顶，有的人到脚丫，但是他们一点世俗的尘埃也不想沾到。

因为佛教会讲“彼岸”，彼岸是“无”，这个“无”也不是“有无”的“无”，是“无无”的“无”，连无都没有，生命本身也是在无的世界里边，不仅宇宙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思想是东方文化里很强大的，听上去特别有诗意，但是对现实里面人的生命来说，只有剥夺性没有建设性。

儒释道所有带给我的东西不是绝望，就是难过、消极、沦落，在我以前那十几年里，我差不多每年用三个月时间绝望，就这样站在窗前，一动不动看着外面，看着天空，或者随便看着什么东西，就哭，眼泪刷刷刷流，一年有三个月，每年都是，就跟经期来了一样。比如儒家跟统治者特别有关，统治者一旦放弃你，你就会觉得自己沦落了，一无是处无所作为了，甚至回到田园里面也都是特别落寞的，你还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故意炫耀一下自己：看，虽然我成了地主，我会写诗，我看到的南山比你的官府漂亮。我最后又回到基督教，是因为她里边包含了一种对生命的承认，对“有”的承认。

凤凰网文化：你刚才提到生命的虚无，为何你还要继续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崔子恩：为什么不热爱？为什么不可以拥抱毁灭呀？现在地球都被挖成这样子、被翻弄成这样子、掠夺成这样子、人类已经败坏到这样子，一起毁灭一下也挺好的，反正也会有再生，从我的信仰来说，是会有再生的。你在宇宙中的时间那么短暂，你怎么会知道，2000万兆亿年以后，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星球出现，我们又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拿着DV机在拍：没有压迫没有什么，我们在拍一个纯娱乐的东西，咱们全裸体，没有性别，特别愉快，就是拍节目，也不需要反抗社会，特平面化。跟某些90后在做的事情一样，自娱自乐，我跟世界无关，我自己玩，90后在重复或预演2000万兆亿年以后的那个生活，所以我现在找男朋友都是找90后。